复旦之下，岂有完卵

如果我登黄山被困，一个杀人犯为救我而摔下山谷，死了。我也会尽我所能悼念他，补偿他的家人。这跟他是否是杀人犯没关系，他首先是人。一个人为救另一个人交出了生命，总让人难过。这是人的通感，动物的通感。

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人们首先失去的并非信仰，而是逻辑。所以学生们不必说张宁海是警察，请把他当成一个人，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忽地一下就没有了，你该感到难过。我觉得拿“为纳税人服务”说事也令人失望。就算纳税人，也只该要求警察履行公职，而不是要求他死有余辜。纳税人纳的是一种权利，如果纳的是别人的生命，就透着一份歹毒，就不是纳税人而是纳粹人。

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戴眼镜的斯文男生在叙述张宁海掉下去的过程时，语气轻淡得像看到一个手电筒掉下去。我很难接受视生命掉下去为手电筒掉下去。可是关于复旦十八学生冷漠对待张宁海之死，不流泪、BBS上密谋怎样借这个事件来篡夺登山协会老人的权......我不认为这些责任要算在学生的头上。这是中国教育的必然作品。

复旦不可能这么牛逼地齐聚了十八个没人性的学生，黄山也没这么神奇地一夜间聚齐十八路妖孽。不单单是复旦，还有连捅下班女工很多刀的药加鑫，最大的错不在学生。我也不同意众人狂批的精英教育，因为哈佛、剑桥都是精英教育。请注意我一直说的是中国教育，而不是中国大学教育。因为冷漠的不仅是大学，还有街道。不仅冷漠，还有栽赃，比如，彭宇救的那老太太。

我认为世风不古、道德沦丧的说法，也不太站得住脚。倒退几十年，红卫兵不仅冷漠地看人死，还亲自上阵用钢钎把人打死。只不过把武斗和上山下乡置换成黄山旅游。中国人最爱说：你们这一代，简直不如上一代，五零后对六零后说，六零后对七零后说，七零后对八零后说......现在又有反过来的迹象，八零后觉得七零后土鳖，七零后觉得六零后傻逼，六零后觉得五零后可以拉去回炉......全世界只有中国爱拿某生代来说事。美国只会分战后婴儿潮、垮掉一代、迷惘一代，可我们要逃避像文革、大饥荒这样的历史，又不敢承认阶级，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就只有推出虚无主义的某零后了。

这些年来，没信仰的中国已让人民失去爱同类的能力。前几天，深圳福田村一个老干部在小区溜达时俯身倒地，可没人敢去救他，因为刚想伸手就会想起彭宇。最后老干部在不足十公分的水洼中窒息而死......其他的例子，大家自己举。这里不鼓励爱同类的能力，还要惩罚这能力。我们的历史是戕害同类的历史。

我们先搞大义灭亲，把自己老爸都灭掉；再搞阶级斗争为纲，凡不同意见者必须打死；再后来在GDP鼓舞下，人人见同类都是对手。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鼓舞下，我们只有对手，没有同类。相信你看到这篇文章时，在办公室环顾前后左右的同事，隐隐会觉得他们其貌可憎，其心可诛。即使开车，也恨不得变身成一辆大铲车，把街上拥堵着的其他车统统剿灭。

我们失去爱同类和救同类的能力，渐渐地连被同类爱的能力也失去。偶尔被爱也忘记了感恩，感恩也要求先感谢国家和政府，而不是感谢人。这样重视阶级而忽视同类的教育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不会有雨果，不会有代表阶级和解的冉阿让和沙威警长。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学生。最终都变成狼。对不起，污辱狼了，狼不杀同类的。

不是学生问题，是教育问题。网上看到很多红包稿，很跑题地在说登山乃自由风气，校方无责任。复旦利用新闻摇篮的优势让复旦帮到处扑火，这失去教育的本宗。学生在校方成功的扑火中很快就忘了傻逼的同类，只记得牛逼的校方。以后踏上社会，就只记得更牛逼的权贵，忘了更傻逼的民众。这样的虚情假意培养出来的他们，出来后就不是精英，而是妖精。刚看到一个消息，邓亚萍在一次讲座中说，人民日报六十二年来没有假新闻。在我看来，人民日报没有假新闻，才是最大的假新闻。我们的学子，就这样被骗子悉心培养，好意思让他们信人间有真情？

那天去北大一个辩论赛当评委，去食堂吃饭时见一个奇观：门口本摆放了数百辆自行车，学生们为方便出入竟把摆在正中那一百多辆自行车推倒，从而在车阵中趟出一条通道。我扶起来一辆，旁边学生又推倒更多辆，傲然踏过......世上本没有路，推倒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而旁边的老师竟不置一词。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挡我者死。我想批评，可想到大学时也干过拔人气门芯的事。我也很没道德，可现在我又很讨厌有些人总拿圣经里那个段子说事：你们中有谁没同样的罪恶，就拿石头砸那女人。这个桥段已被人运用出一种熟练的邪恶。它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干过坏事的，大家都不敢批评，这社会最后便成了强盗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