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11/14页）

也走了，携着几副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走的

都走了。

空，变大。他隔得更远，但总在

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又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蘸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倒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我是从诗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在北大课堂读诗》一书上读到这首诗的。《在北大课堂读诗》由著名学者洪子诚主编，收录了一些新诗研究者对近20年来出现的诗歌名作的解读，以及一些博士的讨论。《边缘》被安排在该书的第一位，由诗人臧棣讲解。

臧棣花了7000字的篇幅，热情洋溢地肯定了这首诗，认为要进入《边缘》，必须要意识到诗歌中包含的众多比喻，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比喻向读者提供了对“边缘状态”的形象认识。在文章中，臧棣还引用了德国画家保罗·克利、法国诗人保罗·石雷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哲学家罗兰·巴特等西方名家的艺术观念为自己的解读提供理论依据。并向那些抱怨读不懂的读者开出这样的药方：“现代诗歌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感到难懂，感到晦涩难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很少考虑到现代诗歌写作的性质所做的调整。现代诗歌，至少是相当一部分的现代诗歌，它们写作的目的不是要最终在诗歌中呈示某种明确的思想、主题、观念、意义，也就是说，现代诗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读者进行情感和思想上的启蒙，甚至更糟糕的，以某种身份优势（如古典诗人的典型身份：预言家，先知，导师，先行者，真理的使者）对读者进行说教。这不是说，现代诗歌刻意回避对意义或真理的探索，而是说，现代诗歌意识到了这种探索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复杂情形。由于有这种自我意识，现代诗歌在探索意义或真理的显现的时候，它最基本的方式不是要展现一个完美的结论，而是如保罗·克利所说的，现代诗歌也想把诗歌的思维过程也放进一首诗最终的审美形态。”

言下之意，《边缘》之所以难懂，是因为作者把诗歌的思维过程放进了诗中。这种手法其实并不算新鲜，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类似的手法在至少在小说中都比比皆是。比如早在80年代初期，马原的小说就在叙述过程中，由“我”频频邀请读者进入小说中，共同完成故事，并随时不忘提醒读者：“我就是哪个讲故事的汉人马原。”因此我对这首诗的评价远没有北大学者们的评价高，这是一首相当普通的作品，零碎、断裂、意识流、呓语……虽不能说是故弄玄虚，但整个儿的确显得有些莫名其妙。2005年，我曾经在一篇评论《在北大课堂读诗》的文章里提醒读者在阅读此诗时留意“边缘”的含义：“如果一个读者连‘边缘’的本义和内在指向都毫无感觉，他面对这首诗时，如何不会一脸茫然？”这句话的本意是：读者要理解文学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可是，即使读者知道“边缘”的各种指向那又如何？诗歌的质地并不是仅仅依靠一个词就能拯救的。

2007年8月，我在网上读到一个名叫老梦的作者的文章《维护语言的崇高与诗歌的品质》，该文也对《边缘》提出了批评：“臧棣曾不止一次地在访谈里、在课堂里说‘90年代诗歌是20世纪中国最好的诗歌’。那么他解读的这首产生于90年代的《边缘》，是20世纪中国‘最好诗歌’的代表作了。这首诗除了让每个字都戴着面具，扭着屁股跳一顿洋舞，让读者感到头晕目眩而又惊觉，那不过是些作者病态下的梦呓。另外又能从哪些方面来说明它是一首好诗呢？这首诗唯一谈得上可以探讨的价值，就是语言。但它的语言又被繁复的比喻凿伤得面目全非而沦为文字游戏，就像去年的阜阳奶粉，用它去喂孩子，无疑是等于让孩子天天喝水，但它披着奶粉的形状。”应该说，老梦的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诗歌无论怎么写、写什么，都应该有一个跟读者沟通的途径吧。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评论界，许多人批评家不愿意在新人的作品上花时间，而一窝蜂地去追逐名家，即使这些名家的作品质量平平，或者即使评论家不知所云，他也愿意下力气为作者“力排众议”，牵强附会地“阐释”，“把豆腐嚼出牛肉干的味道”，（王小波：《我看国学》）想方设法证明一首劣作的优秀。自然，对于诗歌质地的高下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一首诗确实优秀，阅读者由于才识、悟性所限而无法领会其中妙处，但对名家的推崇和纵容到连自己的艺术真知都抛掉，这样的行径，是典型的哗众取宠。当然，我这里针对的不是臧棣而是针对文化界的某种现象，也许对于像臧棣这样的博学人士来说，《边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枯燥和单调，甚至简单易懂而且韵味悠长，只是我等资质平平的读者无法领略其中的妙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