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事儿

龚房芳

冬日。清晨。

外面还漆黑一片，我就拉开了电灯，开始起床穿衣，这个早晨，我家的那个大挂钟停摆了。

村上没有几家墙上挂着这种钟的，仅有的几家大都是身份有些特殊的，而我家的又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每半个月要上一次发条，小心地打开玻璃罩，拿那个像远古时代的钥匙一样的东西，插在钟面的孔里，吱嘎嘎吱嘎嘎地拧上好多圈，村里人管这个事儿叫上劲。给钟上足了劲，钟摆就开始晃荡了。上劲的活儿是绝不会让小孩子做的，必是家里的户主，最少也是这家的当家男人，因这物件是金贵的，不容那些毛手毛脚的人去触弄。

我家的钟是用干电池的，比他们的高级一些。一节大号的白象电池能用好几个月呢，直到钟摆无力地停下，母亲才取出电池由我们拿去玩。但是电池此时早已耗尽了生命，有些发软，我常剥去纸做的外壳，翻开发软的内层，拿出最里面的碳棒芯玩。这碳芯能写字，还能画画，最主要能赢来同伴的讨好目光。

这一次因为母亲明知道电池快没电了，钟已经开始每天慢十多分钟，她却坚持让电池多工作几天，结果电池漏液了，渗出来的东西把电极触点糊住，钟很坚决地罢工了。我心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但自己也就没有了起床的准确时间。我是个胆小听话的孩子，上学从不迟到，尽管平时每次钟敲过六下我还困得睁不开眼，却仍能迷迷糊糊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穿衣去学校。没想到今天钟停了，我却早早醒来了，有多早，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家的灯光透过窗户，在屋后的黑暗中划出一块区域来，这区域落在红云家的院子里。我起床，她就毫不犹豫地起床了，有时候我甚至会想，也许她整夜不睡，都在盯着我家的窗户吧。她家点的是油灯，村里通电一段时间了，可有的人家嫌电贵不愿用。她家也没有钟，我就是她的钟，或者说我家的灯光才是她的钟。我知道，每天我们两家的灯亮过之后，有好几家的学生也在起床，他们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他们家的大人从来都是晚上才点灯，永远不会在早晨再点一次灯的。

于是，在我出了大门后，红云、来斤、扎根也都聚集到村子的小路上了。谁也不问现在几点了，平日里学校敲的那口破铁钟就是大家的时间。那个钟锈得很厉害，只有经常敲的部位是光而亮的。钟是挂在老槐树上的，很高，在钟中间的铁铛上牵根绳子出来，拴在校长办公室门前的铁环儿上。学习“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时，对于书上把铃画成了钟，我们是丝毫不感到奇怪的。我还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样的钟就是铃铛，外壳叫铃，里面用来敲击的铁蛋儿是铛。但是，我们管敲钟叫做打铃，比如，打预备铃，打上课铃。

我们紧缩着脖子，双手拢在袖筒里，哈着白气大声地吸着鼻涕。扎根双手抱着他的课本和作业。昨天他抡着书包砸来斤，把带子扯断了，看来他娘还没工夫给他缝上。他走路的时候使劲跺着脚，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冷。他的鞋是单的，那双一年穿三季的解放鞋。他没穿袜子，裤子短得只到脚踝上，我常看见他脚踝两边有厚厚的一层黑，不知道他多久洗一次脚。他脚跺得很响，引得路边人家的狗和鸡次第叫起来，很严肃很尽职地叫。很快，整个村子就不再安静了，早起拾粪的老头们也许就要出发了。

学校就在村子的正中间，校门朝着西边，院墙的南边有条河，是村子里唯一的河。我们来得太早了，学校里打铃的师傅还没起床呢。抬头看看天，月亮穿过云层还在西边不远的地方，星星一个都没少。

我们等了很久，扎根不停地跺脚。东方慢慢有了点课文里常说的鱼肚白，房屋的屋脊和树也有了朦胧的轮廓。拾粪的老头们这才开始陆续上路，他们要赶早去抢那最新鲜的狗屎和牛粪。

图　刘晓明

（原载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