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忠实

一

老陈去世的前六天，去西京医院做了最后一次化疗，走出医院时人很刚强，摆摆手不让人搀。他这时已经瘦得走起路来有些飘，化疗化得有点灯枯油干的感觉了。作协同志告诉我，这是第11次化疗，效果很好，老陈很配合医生，又说医生说一个肺已经完全坏死，不再工作，另一个肺还能勉强工作。回到家里不到三天，老陈开始吐血，大口大口地吐，这是癌细胞扩散，从喉咙到了气管，而这扩散的肿瘤，突然破了，于是出血不止。回到西京医院后，抢救了三天，2016年4月29日早七时许，撒手长去。

29日早上，接到忠实先生去世的噩耗，一瞬间，我很是震惊和痛苦，有一种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的感觉。尽管我知道他得的是不能回头的病，对于他的走，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我仍然陷入一种痛苦中，直至今天已经第三天了，仍恍恍惚惚不能自拔。

这种心情，只有在路遥和张贤亮去世时我才有过的。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山海经》说，共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是的，就是这种地崩山裂壮士死的感觉。你老先生只要活着，哪怕病病怏怏地活着，苟延残喘地活着，只要有这么个人在，我们仍将感到踏实，但是他走了，他的身后是巨大真空。

我记得路遥去世时，我写给他的话是：“物伤其类，不胜悲！！先走为大，先走为神！”唉，路遥已经离开我们24个年头了，而临终前放言“当代文学史绕不开我”的张贤亮，则是去年走的。我写给他的送行道别词则是，大漠落日自辉煌——你见过落日像一个通红通红的勒勒车的大车轮子，停驻在西地平线那一刻，将沉未沉时的情景吗？它肩一天风霜，无限哀恸，无限悲怆。

记得20年前我去宁夏，我对宁夏的年轻一代作家们说，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者，都有一种强烈的自恋情结，所以你们要理解张贤亮，包容张贤亮。你们没有任何错，或者说只有一个错，那就是不幸和一个天才生活在同一时代。

我说张贤亮的这些话，这种思考，同样地适合用来说路遥，说陈忠实。

普希金说，世界空虚了，大海，现在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一样，有着幸福的地方，早已有人看守，要么是贤者，要么是暴君。我上面说的这几个人，身上贤者和暴君的成分都各占一半。

文学是一碗强人吃的饭。

二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一部重要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充满厚重感的农耕文明的史诗。我这几天在接受几家报纸的采访时说：“在接到老陈去世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的脑子闪电一般，把《白鹿原》和几部当代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做了对比，例如：浩然的《艳阳天》、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甚至还和被称为文学教父的前辈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相比，和被称为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比，觉得与之相比，《白鹿原》对农村生活的描述，似乎更为深刻和准确一些。”

它不是对农村题材作品图解政策式的描写，也不是颂歌式的描写，更不是田园牧歌、民俗风情式的描写，而是将锐利的笔触深刻地锲入了一个时代，锲入到社会最底层，触到了这个时代的痛处痒处、我们民族的痛处痒处。所以老陈在《白鹿原》的题记里，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他的作品是对得起他所引用的这个题记的。

中华文明板块，这一辆吱吱呀呀的破车，行进到今天，已经五千年了，农耕文明是它的主题。关中平原是农耕文明的始祖后稷掘第一锨土，开始种植五谷的地方，所以后稷被称为五谷神。《白鹿原》描写的这块区域，正是农耕文明的行进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把这一块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写出来了，把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写出来了，就把这块土地写出来了。

那个特殊的时代，那个动荡的时代，很难准确描述，《白鹿原》可以说是较好地进入了那个时代，进入了那一群人们的心灵空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是一段农耕文明的心灵史。

三

1993年5月20日《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作者答谢发言，我在会上说：“希望首都的媒体不要只关注高建群，关注《最后一个匈奴》，我们陕西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陈忠实，他也在写长篇，长篇叫《白鹿原》，不久会出版；还有位好的小说家叫贾平凹，也在写长篇，长篇叫《废都》，也会在年底出版；另外还有京夫、程海等等，也在写长篇，他们都比我写得好。建议你们首都的媒体，在报道这次会议时，把陕军作为一个团队、一个整体来宣传。”第二天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发表了与会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的《陕军东征》一文，这就是新时期“陕军东征”一场大热闹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