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相声

旧艺术之革新

解放以后，传统相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传统相声的革新工作几乎是与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同时开始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政府的倡导，另一方面也出于广大相声工作者的自发要求。

相声艺人们对解放是欢迎的，对新社会是向往的，但对自己将来的前途（生活前途和艺术前途）则普遍抱有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

邓友梅曾生动地描述过马连良第一次来到文联机关时的情景——

……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

我想，马先生的这种谦恭多少反映了他在社会巨变面前的一种困惑和迷惘，这与当时绝大多数旧艺人的心态是相同的。

据说当时有的京剧演员因为怕违反《婚姻法》，把旧戏中丫鬟小姐们的芳龄由“年方二八”一律提高为“年方二九”。

相声演员自然也不甘居人后，他们首先停演了一些色情的、庸俗的、低级的、不健康的老段子（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上演的老段子中则生硬地加进一些揭露旧社会、歌颂新社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让人哭笑不得，而在当时，他们的态度却是相当毕恭毕敬的——

《贼说话》：“闹贼，旧社会有这事，现如今可是没有贼啦！没有贼可是没有贼……反正啊该留神还得留神。”

《借火儿》：“有一个人上吊自杀了。为什么呢？您想，解放前那个年头，是人吃人的社会，一团黑暗，倒真是鬼世界。”

《糊涂县官》：“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发生，和尚抓住老道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嘴巴。”

《绕口令》：“我家有个飞禽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恶霸坏东西，欺压良善不讲理，共产主义我正学习，斗争恶霸斗到底。”（这是老舍先生改编的）

在传统相声段子中加进这些内容虽然显得生硬，也与主题无关，更不构成包袱，但演员们还是自觉地而非被迫地这样做了，这也表现了他们对旧社会的深切厌恶和对新生活的热情向往。

当然，严格地说，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改革也算不得什么革新，最多只反映了老一代相声演员们的一种革新的愿望。

由于思想水平、自身素质、文化程度、政治气候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当时采取了这种做法来实现这种愿望，这虽不说是南辕北辙，至少也是相距甚远吧。

但无论如何，这种愿望本身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当作相声革新的前奏——遗憾的是，这前奏的尾音拖得很长，甚至一直到今天，在相声创作中生硬地贴标签、加主题的做法仍然时有出现，成为一项非革除不可的弊端。

相声的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工作，在50年代，主要是由以侯宝林、马三立为代表的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们进行的，也得到了老舍、罗常培等专家学者们的大力帮助。

通过革新，使传统相声在内容上得到净化，在艺术上进一步完善，由过去的撂地艺术登上了大雅之堂。例如《阴阳五行》，例如《改行》，例如《婚姻与迷信》，例如《关公战秦琼》，都是在那一时期涌现的经过改编而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

这些作品的成功主要是通过认真剔除传统相声的糟粕，从而使它的精华部分大放异彩。生命之树常青，艺术之花不败，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作品仍然深受观众喜爱，并成为专业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专家学者们的帮助下，老艺术家们还创作上演了一批新编相声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买猴儿》《昨天》和《夜行记》。

《买猴儿》为当代文艺的典型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马大哈”已成为生活中人们称呼那种马马虎虎、大大咧咧、丢三落四、不负责任的人的“共名”，尽管这个人物的形象还不够丰满，性格也比较单一，但毕竟不失其典型意义，这篇作品为相声艺术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天》巧妙地运用了相声艺术的荒诞手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将十年巨变浓缩于一天的所见所闻，尽管它的喜剧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它的创作意识却是相当超前的。

《夜行记》是一篇宣传交通法规的作品，主题平淡无奇，思想也未见特色，但它一反传统相声罗列事件、堆砌包袱的手法，始终紧紧抓住人物性格这一中心，通过事件写人物，围绕人物写事件，开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相声创作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