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五月（第4/10页）

我流泪了，我为他难过，但我无话可说，他确实错了，我找不出安慰他的理由。我懂得他看到孩子时的感受，但我仍然无法为他辩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心办坏事或好心没好报，他陷入了一种善良与另一种善良不能兼顾的悖论之中，为此我更加为他难过。我相信，如果他有很多钱，不，不用很多，只要他还能拿得出，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他不能，他真的不能。一九七九年，他为自己的亲弟弟办理回京的手续时对方一再索要好处，最后一次，他去车站为其送行，对方又提出要求，大有满足不了就会前功尽弃的架势，他从手腕上摘下手表递上去，为自己拿得出一件还算值钱的东西而庆幸。

最能说明他这个人的是在我出现之前一次没有结果的恋爱。她离了婚，本人在外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北京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帮她抚养着幼小的女儿，“文革”中一个黑五类兼有海外关系的家庭面临这样的境遇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她没有调回北京之前，他几年如一日地每周去给老人提水、搬煤，以后又为她调动四处奔走。我不能确切地说他们之间是同情还是爱情，是由同情导致爱情还是由爱情而产生同情，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选择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他曾经把这比喻成背十字架。最终他们没能结合不是因为他对那样一个十字架不堪承受，而是因为他的母亲出于传统观念不同意他娶一个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人，他太爱他的母亲，不愿意伤害母亲，其结果是自己背负双重的十字架却谁也没有被成全。母亲为他大龄不娶操碎了心，他与她苦恋多年最终分手至死未见，三刃刀刺伤了三个人的心窝，以后又一度成为我们关系中的阴影。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始是浪漫的，结局却又免不了平庸，希望把一切都做得好到极致，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

当矛盾的双方都是朋友，他又必须做出是非判断的时候；当明明是社会的不公，他不得不违心地劝说别人委曲求全的时候；当他所爱的人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走向极端的时候；当一个人因为境遇的悲惨而沉沦而堕落的时候——在是非与善恶的天平上寻求到的平衡，顷刻又在本能和现实的天平上倾斜了。——在劝说别人的时候，被压抑的首先是他自己；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受伤害的也首先是他自己。这种强烈的内心冲突，形成了极大的性格反差——坚强与软弱，情感与理性，苛刻与宽容，自闭与开放，悲观与乐观，现代与传统。

也许是他深感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能做的太少太少，渐渐地他把类似于救世的信条修正为：“做我该做的，做我能做的”，而他自己不论怎样累、怎样难、怎样苦都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我不止一次听他对我对别人说过：“如果你受了伤，没有别的办法，一个人蹲到墙角，自己舔干净伤口，然后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他这样要求自己，我成为他的妻子以后他也这样要求我。我哭，他从不哄从不劝，他说，只知道孩子需要哄老人需要劝，不承认女人也需要哄有理智的人也需要劝。同时，他却一如既往地成为女孩儿、男孩儿和女人、男人们信赖的兄长和朋友。我呢，则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一个只爱妻子和孩子不爱别人的男人是自私的；一个爱别人而唯独不爱妻子和孩子的男人是虚伪的。我承认虚伪不属于他，也知道不管是爱也好恨也罢，他的方式总是独特的，其实我欣赏的正是这种独特，可趣味是趣味，一旦真正面对它又无法超脱。

他是这样一个人！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吗？我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人吗？如果当年能够这样问自己，也许我们会成为世上最令人羡慕的朋友，不管我们是否恋爱是否结婚。然而我不能，像大多数女人一样，我希望所爱的男人既强悍深沉又温柔顺从。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结婚了。没有房子，没有仪式，没有钱，甚至没通知各自的家庭。我们置办的唯—家当是两块五毛钱一把的特小号铝壶，在一个临时外出的朋友家里，我们用这把小水壶和一个五百瓦的电炉烧水做饭，度过了新婚后最初的日子。二十天后，他急性肠梗阻发作住进医院，但这并没妨碍我忘乎所以地认为，只要拥有他我便拥有一切。

两个月后他出院时我们住进了一间借来的小平房。虽然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多一点，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我们觉得很知足。冬天，炉子上的水壶和窗纸的响声呼应着，水蒸汽把玻璃画得斑斑点点。那时北京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得多，最冷时用湿手拉门上的铁把手会有被沾上的感觉，他回到家总是先摘下满是哈汽的眼镜，一边擦一边念叨着“还是家里暖和”。吃着炉台上烤的馒头片或烧饼，讲各自单位里发生的事情，谈论我们共同认识的册友，追忆老北京的掌故，如果赶上下雪天，又正巧有朋友来访，他就像个孩子，一边顺口把“风雨故人来”的诗句改成“风雪故人来”，一边张罗着喝二锅头吃涮羊肉。他喜欢这种情调到了痴迷的程度，把我这个对北京风俗一无所知的南方人也感染得兴趣十足。夏天，他喜欢喝生啤酒。那几年，北京的生啤酒不好买，我常常拿着大小不等的塑料桶去排队，我知道他下班回家特别是朋友来了喝不上生啤，他会难受得坐立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