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身（第2/8页）

仅仅是几年的时光，楼梯已不再通向欢乐和希望，而是埋伏着恐惧和杀机。

当我洗好那些衣服，准备往回走时，已是晚上九点以后了。洗好的，潮湿的衣服被我包好抱在怀里。那是很大的一包。因为宿舍没有洗衣机，我把被罩，床单什么的一起拿到同学家去洗。楼梯间很暗，墙上方形的窗子透进一块月亮和街灯混合后的光线。那包衣服仍抱在胸前，它挡住了一部分视线致使我的步伐偶有磕绊，一直无法流畅。即使如此，要不了五分钟，我也能走完通向我宿舍大门的所有台阶。然而，阻碍是突然出现的，像草丛中突然昂起的蛇头。他迫使我停了下来，而且停留了三十分钟之久。

三十分钟，如果是坐在藤椅上喝茶，沐浴着午后温暖的日光，听着身后绿色藤萝的攀爬声，它的长度相当于从茶杯中升起的一团水汽，然后在空中翻卷着消散；如果是手负重物站在夜半黑糊糊的楼梯上，它的长度就如用冷水去融化一块冰。

对于即将发生的三十分钟事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平常的一天，而且接近尾声。回到七楼宿舍后，一个冗长的睡眠将使我跨过明天的界碑，且不会留下足迹。

其实，事情的开端当追溯到二楼，那不是个该引起注意的事，仅仅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一个男人。那人步伐极快，只几秒钟就从我的身边、甚至是视线之内消失了。接着听到他在我的头顶发出鞋与楼梯的摩擦声。在他经过我身边时，我还向一侧靠了靠。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一步两台阶，走得极为轻盈。

事情的变化也是突然的，像魔术师手中的木棒瞬间就变成了蛇。当我走到三楼转弯处时，那个已从我的视线之内消失的人，又从他消失的地方出现了——他又从上边下来了——和我形成了相向的局面。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怀疑）。没听到他敲哪个门，开哪个门。以他的速度是刚到四楼马上就下来了，没在任何一扇门前停留一秒钟。他极像是走错了单元，而且这个错误是走到四楼才发觉的。当他又一次与我擦身而过时，我忍不住开了口：你找谁？

这句多余的话证明我当时心情挺好。心绪不佳时，谁去理会一个陌生人遇到了什么困难。这是单位宿舍，大部分住户我认识。我很可能帮得上他。因此，我的语气非常友好。

就找你。这话是他说的。语气顽皮还带着一丝凶狠。而这丝凶狠是在他转到我的身后敏捷地抱住我的腰又捂住我的嘴之后才分辨出来的。

我木然站着，挺了有十秒，并未听见他爆出大笑。这不是一个玩笑。我被一个陌生男人劫持了。时间是晚上九时三十分左右。地点是我宿舍楼三楼转弯处。目的尚不清楚，但抢劫、杀人、强奸，再没别的了。

我陷入了困境。这和六十年前，我母亲遇到的麻烦极其类似。而我母亲最终有惊无险，化险为夷，这在今天看来我母亲的经历更像一段传奇：

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母亲十六七岁。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撤离，但苏联红军已经来了。母亲的家住在古城乌拉街，但在乡下有些田产。显然母亲的家是个地主。地主的第三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被唤做三姐的母亲在春天的时候想到乡下的老家玩几天，也许只为取一副鞋样。就在她去乡下的路上，迎面遇上了一位苏联骑兵。这个高大的同东北农民迥异的苏联骑兵并没有骑在马上，而是牵着马在走。他走得很慢很悠闲。他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异国土地上的景色。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春天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的春天有哪些细微的差别。当时的母亲已从乌拉国民优级学堂毕业，但她不知道苏联红军远征的意义。她读的书上没有对苏联红军提过一个字。她先读私塾后又读日本人的小学，读过四书五经和《红楼梦》，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接触了数学。会唱日本歌，说日本话。日本人杀中国的大人，却耐心细致地教中国的小孩唱不知其意的日本国歌，也是用心良苦。

那时的母亲不甚明了，日本人和苏联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主要是干什么？十六岁的母亲心里没有国际形势，那时母亲接触不到广播和报纸。但母亲心里应该有刚刚萌生的爱情。爱情是不需要广播和报纸的，甚至不需要文明，它与生命同在。

十六七岁的我的母亲走在一九四几年北方春天的乡村路上。柳树一定是绿了，还有江水，流得很急，若说野花的话，应该只有蒲公英开放了。东北大地随处可见的细碎的蒲公英的黄花在母亲绣着牡丹花的鞋边摇曳。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苏联红军，手里牵着一匹高头大马。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骑兵和他的马将母亲的去路拦住。他站在母亲的面前看了一会，母亲是那种细眉细目苗条又丰满的女子。苏联红军对于这种同他们民族的高鼻大眼的姑娘截然相反的女子产生了兴趣。据我母亲讲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就突然伸出了手，一下将母亲的外衣拽开。衣扣噼噼啪啪地迸落，灾难已成定局。就在这时，应该叫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命运中的保护神，飞抵母亲上空。于是出现了奇迹：那匹一直沉默的、冷眼旁观的战马，突然一声长嘶，然后忽地飞奔起来，并将那骑兵一起拖走。原来，马的缰绳不是牵在手上而是挷在了手上。母亲僵僵地站在那里，被撕开的外衣里是一件火红的毛衣。那毛衣像火焰一样在春天上午的光线里闪着夺目的光芒。那战马就是被这突然出现的红色火焰吓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