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丽

小时候，我有三个小伙伴，分别叫梅荣，巧玲（她俩是堂姐妹），春。梅荣、巧玲早已结婚生子，春前年刚结婚。去年春节我回家，听爸爸说，春的新婚丈夫有一天借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来丈母娘家，先到街南头，锁了车去战友家串门，刚落脚进屋，就听外面起动摩托车的声音，追出来，车上坐了两个人正向北飞奔，他呼天唤地、捶胸顿足哭了一路，如何追得上？路过我们家时，爸爸目睹了他的惨状。爸爸对我说：无论如何，这都太失态了。爸爸一辈子讲究不失态，可人活着怎么可能总保持那个“态”？只不过不一定都像春的丈夫一样直露地失态罢了。

五岁那年，爸爸带我去上海姑姑家接奶奶，我们从青岛坐船去。在青岛大街上，爸爸两手拎包，顾不上拉我，行走间，突然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回头一看惊出一身冷汗：一辆车刚好在我面前刹住。人们围拢过来，纷纷指责爸爸。这件事爸爸回忆了二十多年，每次都说惊出一身冷汗。在去上海的轮船上，在我们上铺，是一位高挑丰满的少妇，从上船她就躺了下来，一只白皙的手臂搁在胸脯上，一起一伏，一直在睡觉。一天两夜，既没见她起来吃东西，也没见她去卫生间。这位神秘的少妇也让爸爸讲了好些年。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独自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躺在中铺，半睡半醒地度过了三十多个小时，好像睡着过，又好像从来没睡着，我想快点回北京，又想让火车慢点儿开。下车的时候也就是下床的时候发现下铺有个小姑娘正愣了神盯着我看。

忘了上小学几年级时，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家的邻居，老五，去小河洗澡，溺水而亡。满街人围观，唯独我吓得不敢出去看。在惊天动地的哭声中，我感到恐惧，还感到耻辱——死在我心里引出的感情，除了恐惧竟是耻辱。前一天他还坐在教室里和我们一起上课，今天就没了。

去年夏天，妈妈来北京时，说，你还记得老五吗？我说当然。妈说，干了多年的小河今年夏天又有水了，在水来的第一天，老五的侄子，也即他大哥的孩子，去洗澡又淹死了。听妈说，这个暑假，他天天中午在家里看电视《新白娘子传奇》，一墙之隔，我家都听得见。半小时前还听见他哼着主题歌出门去。他的年龄也是十二三岁，和他五叔那年一般大，在同一条河里，同一个时间。

小学四年级，有一天，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毛主席逝世了。人们都在哭，我没有眼泪而记得害怕。我以为生活将从此停止。

小学那几年，我被两件事折磨得发狂——一件是，假如有一天傍晚我发现阶级敌人在偷公社的辣椒，我会不会像刘文学一样勇敢地冲上去与之搏斗，那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还有一件就是，假如我活不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该怎么办。这两件事，谁也帮不了我，老师不能，父母也不能。我陷入了真正的绝望。

小学毕业了，我拿回家的成果让父母吃了一惊：一块铺在课桌上的大垫子，全部用糖纸层层糊成，其厚度几乎相当于一册课本——真难为我攒了那么多糖纸。这件浩大复杂的制作，历时几年，全是我在上课时间内独自完成的。至今妈还常提起那个糖纸垫子。“就是当柴烧也得烧些时辰。”妈说。

可我的成绩一直是第一。从小到大，我没尝过第二名的滋味。在上大学以前，除了学习，我什么也不会。不对，缝扣子我会，缝几针就打个死结，后来妈拆衣服的时候，扣子怎么也拆不下来。

打毛衣对我来说比登月还难——生活里的桩桩件件我都是弱智。可我是老师的宠儿，我受到的夸奖劈头盖脸，同学的家长都羡慕我的父母，上门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我的父母也深以我为荣。只有爷爷不喜欢我，因为我不是弟弟，不能给杜家光宗耀祖。

方圆多少里之内都流传着我的名字。高中时，我登峰造极，离第二名越来越远，总分甚至高出将近一百分。一时间仿佛没人能够再教我，老师们全都不管我了——在英语课上，我一边演算着疑难习题，一边听着英语老师犯的语法错误。我离同学们越来越远。我是那样孤独，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把《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至尾默背一遍。什么地方有一个插图，什么地方有几个注解我都心明眼亮，课本在我脑子里打开着，一页一页往下翻，我自己都害怕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我盼着高考快快来，高考再晚来一步，我兴许就疯掉了。

那种畸形、病态的中学生活，我一想起来就后怕。假如再归还我的少年，我宁可门门功课考零分，宁可不上大学，宁可填不出所有历史年号的答案——只要让我过一回健康、自然的生活。那本是每一个孩子生来就该有的、人人一份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习题的答案，可就是不知道那个最最简单、人人皆知的答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