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巨擘，刊行了许多图书，举凡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等等，可谓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前，它曾以“一日一书”为号召，即每天刊行新书一种，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创始时，没有意料到后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商务印书馆”的名儿，望文生义，它原来主要无非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等，梦想不到将来要出这许多图书，否则这局限性很大的“商务印书馆”的名儿，决不会取的。

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关有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原来该馆发起人只有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咸恩，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幼年同过学，以后又同事于上海《捷报》馆，为外国人排字。瑞芳精明果断，咸恩谨慎勤劳，两人虽性情异殊，可是颇能友好合作。后来瑞芳娶咸恩的胞妹为妻，更从友好而结为亲戚。《捷报》（China Gazette）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英文报纸，经理兼编辑为英国人。他性情粗暴，视中国工人为奴隶，动辄辱骂。瑞芳、咸恩两人不甘屈服，毅然脱离《捷报》，自谋出路。那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奋发图强，从事文化教育的革新，印刷事业，大有前途。他们两人多年在报馆工作，精于印刷之道，于是打定主意，开始筹备印刷机构。当时他们预计每月可以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招贴之类，还可以替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每月如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克勤克俭，也可以维持生活了。

最初开办的资本额，原定四千元，分为八股，每股五百元，由发起人认购，可是资金不够，未能如数凑足，只得邀请教友沈伯芬认二股，计一千元，其余的股份，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四人各认一股，计二千元，高翰卿、张蟾芬、郁厚坤三人各认半股，计七百五十元，总数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数目虽不大，但当时发起人都是职工，没有多少积蓄，筹集到这笔钱已很不容易了，且瑞芳的一股，还是由他的妻子向一个女同学处挪移来的。

正式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议约，订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初三日，在三洋泾桥（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口）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股金收到后，即着手购置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仅购得三号摇架二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揿架一部，以及中西文铅字工具等，所有资金几乎耗尽，后由股东沈伯芬筹划了流动金二千元，才得以周转。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阴历正月初十日正式开业。最初的地址，是在江西路宁波路口德昌里末弄三号，为三幢房屋，租金每月五十余元。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工作不分职位，通力合作。无奈流动金还感不足，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还要请高翰卿担保，那时高已升任美华书馆的中方经理，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后来营业日益有了起色，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翌年，因房屋倾塌，且不敷应用，于是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为六幢屋子，陆续添置了大阪铸字炉、花旗印书机等。还买了四匹马力火油引擎一只，又设立了木工部。从此，它的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到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袭用的旧法不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因故停办，所有机器工具全部贬价出让。“修文”原本投资近十万，由于历年亏损，乃由印锡璋介绍，经过几度磋商，卒以一万元代价归商务收买，计有大小各号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商务购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业务便大加扩充，印书始用纸型，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当时他们感到我国的印刷技术比较落后，便派鲍咸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鲍咸昌归国后大力革新印刷技术，因此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同时推夏瑞芳为总经理，鲍咸恩为印刷所所长，其他发起人亦逐渐进馆办事，出版了好几种书籍，销路最好的，如《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由胡洪赉译注），以及《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等。它的部分书籍改用有光纸印行，比原用毛边纸、连史纸印，便宜三分之二，因此销路益畅。

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那时张菊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因印件关系，时常与该馆接洽业务。这时夏瑞芳正想扩充业务，准备设立编译所，拟聘张菊生主持，双方一谈，意见相合，同时印锡璋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二人在福州路书锦里口聚丰园菜馆商谈合资经营的办法。最后决定资本额为五万元，除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七倍升股外，余以新股招足，这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