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发生纠葛的书

中华书局的出版，一向是比较稳重的，可是也发生过纠葛。这里先谈《闲话扬州》一书的情况。

《闲话扬州》一书，在一九三四年春，由中华书局刊行。作者易君左，本名家钺，是湖南汉寿诗人易实甫的儿子。他有些才气，颇为自负。早年他反对父亲的作品，中年后，却又十分推崇他父亲的作品。他到过很多地方，对于扬州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写成了《闲话扬州》一书，凡数万言。内容分三部分：一、扬州人的生活；二、扬州的风景；三、附录。关于扬州参考一斑、扬州的形势、扬州的沿革、扬州的杂话等等，都包括在附录中，并有小金山、平山幽径、万松岭、徐园一角、绿杨村、梅花岭、瘦西湖等铜版照相，可谓应有尽有。

该书内容，颇有辱及扬州人的地方，如书中说：“一个上午，就只有皮包水，一个下午就只有水包皮，这一天就完了。”它的意思就是说扬州人懒得不事生产，上午孵在茶馆中，下午呆在澡堂里，消磨一天。实则这是扬州少数有闲阶级的情况，而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尤其辱及扬州妇女更甚，所以该书出版仅两个月，江都妇女协会就向镇江法院对发行人陆费逵提起控诉，并组织了“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书籍案联合会”，专门负责追究此事。扬州八邑旅沪同乡会登报要求政府封闭中华书局。妇女代表郭坚忍延请韩国华律师，控告写作人易君左及中华书局发行人陆费逵的诽谤罪。认为“此事对整个扬州，类多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而以毁损扬州全体妇女之名誉为尤甚。如硬指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扬州包办全国妓女，且诽谤扬州妇女，以不当妓女为耻。又如大家小姐充打手（即烧鸦片泡者），及门坎内的女佣（即上炕老妈子），均专对扬州妇女存心毁谤，故特提起控诉”。这时周佛海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长，易君左任江苏教育厅编审主任，诉讼事起，周佛海就嘱易君左暂时避开。中华书局方面登报道歉，且把所有《闲话扬州》的存书以及纸型，完全付诸一炬，才把事情缓和下来。当时有人曾出上联，请对下联，如云：“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被征得的，有：“林子超主席国府，不愧国府主席，林子超哉”（其时林森为国民党政府主席，子超是林森的字）。大家作为趣谈。在旧社会中，一般写作者态度不够严肃，随笔挥写，任意渲染，往往不符事实，以致引起纠纷，而出版当局审阅稿件，也太粗枝大叶，因此造成这种不良后果，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里还要谈到《武昌革命真史》一书。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谓“出版自由”，那是根本谈不到的。当时不但和它的政策相反的刊物不能出版，有的即使符合它的政策，也由于其内部倾轧嫉妒，往往毫无理由地加以禁止，致使出版者遭到莫大的损失。

一九三〇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武昌革命真史》，精装一册，纸面平装的共三册，出于曹亚伯手笔。曹亚伯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得先介绍一下。他是湖北阳新县人，清末，他和禹之谟、黄克强、刘揆一、宋教仁、张难先、陈天华、吴兆麟等，同为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甲辰（一九〇四年）九月，黄克强、刘揆一谋在湖南起义，曹至长沙为之援助，不幸事机不密被泄，黄克强潜避长沙吉长巷黄吉亭寓所，后黄乘一小轿，垂下轿帘，曹怀手枪，紧随轿后，得以脱险。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奔走，曹亚伯等款助孙中山。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军起，全国响应，曹亚伯和孙中山结伴归国。此后孙中山起兵护法，及督师北伐，曹亚伯赞襄其间，具有相当功绩。孙中山逝世后，他目睹政局混乱，便在昆山购地数十亩，经营农场，植树栽花，过着隐居生活。自国民党改组后，有些知识浅薄的年轻人，往往数典忘祖，莫明是非。他认为这是不知革命历史所致。他由此产生了写作动机，努力整理他多年珍藏的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写成《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曹亚伯和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同隶日知会，该书即归中华书局发行，一九二九年交稿，至一九三〇年春间出版。

不料书甫出版，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参事吴醒亚就大为反对，藉口该书抹煞起义的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欠公道，便联名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该书发行。于是伪党部强令中华书局把所有成书，不论精装平装，一律缴出，不得隐藏，且派了一大批恶徒，挟着铡刀，当场把所有成书拦腰铡毁，谑者说是《武昌革命真史》被腰斩。腰斩了的书，字迹只有一半，文义不相连属，不成其为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