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国庆节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的帐篷就是临时厕所。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们都是发票游园，文工团在公园里搭台表演节目，唱京剧，演杂技，还有女战士的集体歌舞。我那时正在当小流氓，逢此场合便和另外一些小流氓到公园里结交其他小女流氓。节日的公园里到处可见独自或结伴游玩的良家少女，我们就上前或尾随其后用轻浮的话挑逗人家，博人一笑，最终达到与人结识的目的。我在那些公园里有过很多次美好和不堪回首的精神恋爱。

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我在青岛海军的一艘小船上当水兵，10月回家探亲，家里有一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让我去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外国电影。在宴会厅还组织了大型舞会，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回到部队，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三千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恢复了阅兵，我在家看电视。邓小平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一辆“红旗”敞篷车内，露着一张很红润的脸，面前支着一个麦克风，宣誓一般举着右手缓缓驶过集结在长安街上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行列。还有坦克、还有火炮、还有导弹……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战士一起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电视中出现了他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站在一起的镜头。我看到胡耀邦向他跷了跷大拇哥，意思好像是说：“真牛！”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广泛宣扬的事，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

建国四十周年，我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打麻将。那几天我刚刚不那么担心了。一个有内部关系的朋友告诉我：“都查清了，你没事。你去了广场，但没说什么。”还对广场上一些年纪偏大的纠察队员是不是学生表示了疑问，都录下来了，证明我当时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情况混乱，情报工作跟不上。我们都知道，再好的情报机构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不想事后得到道歉，因而不敢住在家里。街上部队和坦克已经撤走了，据说有一位将军向中央进言，说“和尚不能老不待在庙里”，中央听了。那段时间，我一撒尿就觉得疼，尿的颜色也不那么澄澈，我以为我得了性病，到医院一检查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讲是老骑自行车硌的，歇一歇就好。那以后我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