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拉·托雷克里（第2/8页）

因此，写长篇小说期间，我脑袋的某个部位总是围绕死思来想去。

平时不至于思考这个。将死这个东西作为迫切的可能性加以日常性把握的，是极其少有的——三十五六岁的健康男性大多如此——然而一旦投入长篇小说创作，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分说地出现死的图像。这一图像死死贴在脑袋四周的皮肤上不动，我持续感受着它的刺痒、它的讨厌的抠抓。在小说最后完成那一瞬间到来之前，这种感触绝不剥离。

总是这样，屡试不爽。写小说过程中，我总是心想我不愿意死、不愿意死、不愿意死，至少绝不愿意在小说平安写完之前死去。想到扔开没写完的小说一命呜呼，我就懊恼得几乎落泪。也许不会成为留在文学史上的杰作，但至少那是我自身。说得极端些，如果不使小说完成，那么准确说来我的人生就不再是我的人生——每次写长篇小说我都或多或少这样想，并且似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作为小说家的阅历的积累而愈演愈烈。我不时躺在地板上屏住呼吸，闭起眼睛，想像自己死的情景，想像死去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这样想道：不行，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早上醒来，先去厨房往水壶灌水，打开电炉。这是为了做咖啡。我一边等水开一边这样祈祷：“拜托了，再让我多活几天，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的——我到底该向谁祈祷呢？若向神祈祷，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实在太为所欲为了；而向命运祈祷，我又过于依赖自己了。也罢，无论向谁祈祷，只要一直祈祷，不久总会和谁顺利沟通的。我就像期待自己的祈祷迟早被哪里的外星人获取，而从山顶上随意向很多方向持续发射信息电波的科学家。不管怎样，作为我除了祈祷别无他法，因为生息在这个不确定的、暴力性的、不完全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充斥形形色色的死。冷静想来，能平平安安一直活到现在都已经近乎奇迹。

这样，我一味胡乱祈祷。祈祷漫不经心的菲亚特别在十字路口把我挑飞，祈祷街头警察手中那悠然自得地摇来晃去的自动步枪别朝我突然开枪，祈祷公寓五楼阳台扶手上岌岌可危地摆放着的花盆别瞄准我的脑袋滚落下来，祈祷精神异常者或吸毒成瘾者别突然发狂把尖刀“咕哧”一下子扎进我后背。

坐在面对卡武尔广场（Piazza Cavour）的露天咖啡馆里，喝着蒸馏咖啡观望四周景致的时间里，我蓦然涌起不可思议的心情：此时在此地走动的人们，一百年后将荡然无存。匆匆向前赶路的年轻女郎也好正上公共汽车的小学生也好盯视电影院招牌的小伙子也好以及我也好，一百年后恐怕都要化为毫无价值的尘埃。和现在同样的阳光一百年后必将同样照耀这座城市，和现在同样的风必将同样吹过这条街道。然而，位于这里的任何人都早已从这地表消失。

也罢，这样也无所谓，我想。纵使一百年后我的小说如死蚯蚓一样干瘪继而消失，我认为那也是奈何不得的事。这并非什么问题。我所追求的，既非永恒的生又不是不朽的杰作。我追求的仅仅是此时此刻，仅仅是允许自己好歹活到把这部小说写完，如此而已。

1987年3月18日星期三，时间是凌晨3时50分。

当然外面还黑，到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用英语说就是“Small Hours”，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灵魂的黑暗”的时刻。如此说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是在写小说当中死去的。不过或许他还算幸福的，毕竟病情发作昏倒转眼之间就断气了，恐怕连考虑未竟工作的时间都没有。不，不对，倒地的刹那间说不定没写完的《最后的大亨》（The Last Tycoon）倏然掠过他的脑际。因为人这东西恐怕并非一下子就能死掉的。我猜想那肯定是很懊悔的事。那部小说已然在他脑袋里写完了，他只要把它变成眼睛看得见的形式即可。可是若提前死去，一切都化为泡影，任何人都无法将其复原。

我凝视窗外的夜色，考虑了一会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可以看见山脚下排列的街灯。街灯队列沿着台伯河徐缓地迂回着，一直向远方伸去。不时有车灯划着弧形消失在哪里。不闻任何声籁。岑寂。彻底的黑。就好像置身于深深的洞底。天空星月皆无，阴云密布，如被罩上了顶盖。我缩进沙发，舔一样啜了一口白兰地。这个时候喝酒太晚了，而喝咖啡又太早了。但一小口白兰地未尝不可吧。想听音乐，又怕吵醒老婆，转念作罢。何况，在如此万籁俱寂的黎明时分有什么合适音乐可听呢？

我在沉默中沉下身体。

3点半睁眼醒来是因为做了个奇妙的梦。太奇妙了，因而醒来。我因梦见什么醒来是极少有的事。我基本上不做梦，做也当即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