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第2/3页）

我多年疾病缠身，总愿意听些高兴的事儿，不愿意听难过的事儿，这是很自然的。那年，接连经历了一连串令人难过的事情，平时很少流泪的我，从那年起却开了例，以至不可收拾。从此以后，凡是听到、看到、甚至说到难过的事儿，便控制不住要流泪，到了可谓“失态”的程度。为了抑制这个容易激动的毛病，我便找了一些写笑话的书来看，希望能扭转局面。幸而有朋友刚巧把他由古笑话翻成今笑话的本子寄给我。从此，没想到又得了个爱笑的毛病。有时，当着客人，也莫名其妙地会笑起来，也真可说是失态，常常弄得自己也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医治，不知如何是好。可见，这个惟有“人”这种动物才有的本事，本身就此给人一种未曾预料到的懊恼。

印度古代哲人，认为笑的分类有六种，把笑的人分为三等。“微笑、喜笑，属上等人；欢笑、冷笑，属于中等人；大笑、狂笑，属下等人。”而且能从不同的笑，体会到不同的“味儿”来。我自己创造的笑，可都不属于这六种，而是属于自我调剂身心的笑。有一次，当我笑得很开心的时候，我身边正在玩小汽车的三岁侄外孙，突然说了一句：“傻笑！”我不由把笑停了下来，看着他苹果似的小脸。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这无缘无故发出笑，确实是一种“傻笑”。

尼采说：“人类遭受极大的痛苦，而被迫发明了笑。”在这时，我才明白，回过味儿来，这孩子说得对。有什么事物引逗我笑个不停的，本来我也说不上来。我这种笑，实在与那位印度思想家开列的“笑谱”不合，更品不出“味儿”来。可是，这个三岁的孩子，却感到笑里是有些“傻”味儿来。

“幽默”一词，是五四时代引进的外来语，据说还没有确切的定义。那时的作家似乎都认为中国人没有幽默感，因为社会上缺乏这种培养液。当时，很有几位作家出头，要向“幽默”神坛献身，创办了一两种刊物，专登有幽默感的作品，销路好像一直也没打开。可见，要人发笑，也大不容易。

从前，我在北京，常有意识地去到天桥看各种“绝活儿”。演“相声”的演员拿着一把扇子，常打“捧哏”的光脑袋。或者一方话中带有个“爹”、“爷”字的，对方就赶忙答应，绝不会把这“便宜”轻易放过。又如演“双簧”的，正说着“窦尔敦，敦尔窦……”猛不丁儿的，前面演员的椅子，被后面演员给抽掉，使前面的演员摔了个大仰巴叉。我觉得既不幽默，也不可笑。所以，我的幽默感至今也没培养起来。1949年，我在香港时，承《大公报》副刊为我辟过一个专栏：“真自由书”。是我受到“拟情书”的启发而写的。我本来设计是一个守灯塔的老人，拾到从海上飘来的各种密封的瓶子，那里面装着古今中外各色各样人写的信。想抄近，从近代写起，一直写到古代。发表后，很受读者欢迎，编辑也鼓励我写下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惹恼了一些卫道之士，说是不够严肃。有的人免得我在报上拟他一书，也起来反对。有人先下手为强，还拟了一信给我。那时，我已买到三一公司的船票，即将离开香港，所以，便不再有密封的瓶子漂到老人的手中了。这时，我才觉得事物发展本身，常带有幽默感。我笑了，我实在没有兜人家隐私的意思，只有对当时各种文体的模式化趋向开了个小玩笑。说不够严肃倒也是有的。

我对自己的哭，好像是控制住了。因为哭，既于世无补，又对自己无益。所以，这两年，在这方面来的失态情形减少了。但对笑，还控制不住。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自己常常颠三倒四，已陷入可笑的境地中了。因为“自嘲”，所以发笑。而笑本身又可活动肌肉，松弛头脑，能起到一般运动所起不到的效果，何乐而不为。至于“傻笑”，也于人无害，于己有益。所以，尽可傻笑一番，我看也无啥。

这几年我常想，其实，中国人长期以来，还是很有幽默感的，随处都可举例证。比如，墨子曾以瀑布打比，说这个玩意儿“每下愈况”，他说的当时还是口语。“况”，就是“况荡”的意思。“雁荡”就由这个意思命名的。现代人口语还说“宽绰”为“况荡”或“逛荡”呢。章太炎就曾指出过“每下愈况”，不是“每况愈下”。可是至今，我们照样说“每况愈下”，很少有人说是错了。这不但有幽默感，而且维持千年不变，还真得有非凡的勇气，否则，是万万作不到的呢。还有人写文章，称道包拯是位清官，以“笑比黄河清”来证明他的清廉。我看，这只是说包拯平日寡言笑，人们想见到他脸上出现笑容，比见到黄河澄清还难。黄河从来是浑的，只有陈抟老祖之流的人物，才得见黄河九澄清。历代长寿之人，都见不到黄河一澄清。把万年浑浊不清的黄河，和清官包拯联系在一起，不是也很幽默吗？又如：不论是赞扬蜡像陈列馆里的蜡像，或是石雕、玉雕观世音造像，都爱用庄子形容蝴蝶的话：“栩栩如生。”这还不够幽默吗？我举这几个例子，都很老，以示我国幽默之历史久且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