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第2/4页）

说来不无奇怪，他还将认识到他无可避免地会要受到过去旧标准的裁判。不过也只是受裁判，而不是被肢解；不是裁判它与以往的作品孰高孰低，孰长孰短；当然更加不是依照已故批评家的义法规章去加以评断。它是这样一种评断，一种比较，即由两个事物彼此互相衡量。对于一部新作来说，仅仅求得与传统符合即是完全未能符合；因为这样就会了无新意，因而也就算不得一件艺术制品。我们倒也并不完全认为新的作品只要能够符合传统便是具有价值；但是能否符合传统则也是它所具价的一项检验标准——当然这标准在应用时必须小心谨慎从事，因为我们对是否符合传统这事有时谁也无确切把握。在这点上我们最多只能够说：某个作品似乎符合传统，因而也许具有个人特色，或者某个作品似乎具有个人特色，因而也许符合传统；但是我们很难处处那么准确，仿佛某件事物一定是非此即彼。

关于诗人与过去的关系如果表达得更加浅近一些便是：首先，对于过去的一切不可全盘接受，囫囵一团，不加区分；其次，不可只按一二心爱作家去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最后，不可只将某一个人偏爱的时期奉为自己的写作标准。这第一点是行不通的，第二点是人年轻时的不成熟作法，而第三点也只能作为一种可喜甚至有益的补充。一位诗人必须时刻不忘当前主流，但这主流却未必一概出自名家之笔。他必须充分了解这一明显事实，即艺术从无所谓进步，但艺术所用材料则可不尽相同。他必须清楚，那欧洲的思想，他本国的思想——这个思想他终有一天会认识到远比他一己的思想要重要得多——总是要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亦即发展在其过程当中却从不对过去事物采取简单抛弃作法，既不认为荷马与莎士比亚老悖无用，也不认为梅达里恩匠人的石画原始过时。另外这种发展，尽管如何精致，甚至肯定更加复杂，但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却说不上是什么进步。即使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也与进步关系不大，至少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说穿了不过是因为利用了某种经济与技术成就而显赫得稍形复杂一些罢了。但是这今与昔的区别则在于，真正有意识的今乃是对于昔的一种知觉，而且那知觉的方式之妙与程序之深都是昔对其自身的知觉所难以比拟的。

有人讲了，“那些已故作家已经和我们相隔过远，因为今天我们懂得的东西早已大大超过他们。”一点不假，他们正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非常清楚，对于一般显然归在了我的名下的那一部分作诗主张往往有着这样一种反对说法。那说法是，那套主张对于淹博（亦即迂腐）的要求实在达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而这种要求一经拿到任何文学殿堂去检验一下许多诗人的生平，便将立见其妄。甚至只须看到学问过大必将窒息和破坏诗典一点，这事也就不难明白。不过我们虽也一再强调一位诗人总是学问愈大愈好，仅仅是不可大到使他变得无法也无暇感受，但是我们却不赞成将知识学问只局限于单纯实用一途，即只能用以去应付考试、应付客人和应付那更其糟糕的虚假宣传。有些人确实能求到学问，另一些欠机敏的便只好去下苦功，莎士比亚曾经从一部普鲁塔克中学到不少历史，但许多人即使读遍英国博物馆的藏书也未必便胜过他。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一位诗人必须尽量培养和获取他对过去的意识，并在自己的全部生涯中去不断发展这种意识。

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即是一位作家使他的目前种种向着那更有价值的事物不断屈从的过程。一位艺术家的进步表现在一种不绝的自我牺牲之中，一种不绝的个性消亡之中。

这个非个性化的过程及其与传统感之间的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去加以说明。但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一过程，艺术才可以说是有条件向着科学靠拢。因此，为了说明问题，我认为这里不妨为你打个比方，即那效果将不下于把一段铂丝引入到一个盛有氧与二氧化硫的器皿当中。

二

严正批评与明敏鉴赏的对象只应是诗作而非诗人。如果我们所注意的不过是报章评论家的纷乱喧嚣以及一般人的随声附和，那么进入我们耳际的只会是成串的诗人姓名；但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并非是蓝皮书上的知识，而是诗的鉴赏，因而要去寻找一首具体的诗时，我们却未必轻易能觅到它。上文我已就一首诗与其他人的那些诗作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意义稍加说明，提出诗这一概念应当视作历来全部诗作的一个活的整体。这样我的非个性化诗论的另一方面便将是诗与诗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上面譬喻，这点已经初步讲到，即是一位成熟诗人与一位不成熟诗人在心智方面的差别主要并不在谁的个性更强，谁的趣味更丰富，或者谁比谁更“有话说”，而是要看谁是一副更为精良完善的媒介，因而在它里面一切独特或复杂多样的感受都能够自由如意地形成种种新的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