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大浪里去锻炼

窦文涛：说到留学，其实现在的父母只要有条件，送孩子出国简直是不二之选！北京几所名牌高中，一年学费八到十万，从高一开始就是中外合作的课，以便孩子高三毕业顺利出国。

梁文道：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教育体制有些不信任？

窦文涛：有这个原因，但根据我和一些父母的聊天的感觉，送孩子出去还有环境、知识结构乃至做人的考虑。有的家长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想，我孩子以后是上国际学校呢，还是上国内学校？从小送到外国好不好？送出去早最难学的中文没办法学，但是从小送到国外可能又活得比较简单、单纯。

陈丹青：出国留学是件好事。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原本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文革”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放留学，可以自由出入境，总算是回到正常国家了。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的教育、生存环境、成长环境不信任，宁可把孩子送出去也不愿意让他们在国内受教育，这个矛盾在十多年前还没有这么尖锐。2005年我辞职的时候，批评的都是大学，结果很多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的老师、学生来找我，我才知道更可怕的问题在少年儿童，甚至在幼儿园。

有一位《大学生》杂志的新编辑告诉我，他是某市二中毕业的，该中学的别称就是“第二监狱”：围墙、铁丝网、监视器。一年到头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各种威逼监视，无所不用其极。常有孩子自杀。每年春节学生喝醉了，就把可恶的学监暴打一顿，扔河里去，然后再捞起来，第二年继续当他们的学监。平时老师要挟的话是：不好好读书？你他×永远农村户口！

——陈丹青《荒废集·访谈杂录》

我不愿说年轻人。孩子都是无辜的。今日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被中学小学及整个教育体制所扭曲，这种扭曲折回家庭，家庭成为扭曲的合作者。今天的孩子个个是考试的“连体婴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同呼吸。

……

西方的本科生朝气蓬勃，活泼自然，边学边玩，边玩边学，成绩并不是成长，成长不仅靠教育。顶要紧一条，没人逼他，他于是不自逼。以我对二三十年前大学生的记忆，最大的不同，是今日大学生没朝气。

——陈丹青《退步集续编·一格一格降人才》

窦文涛：我家有个亲戚，很穷，但一定要移民，他爹讲，我孩子要不出去就毁了。原来学校划分了重点和非重点，挤不进重点学校就成了差生。

陈丹青：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范围的事。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国纪录片，非常有说服力，美国的教育体制也有问题，但性质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教师工会的问题，差的教师不能解雇，只好吃闲饭，教育品质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家长和孩子只能在一个非常严峻的竞争空间里寻找好学校。咱们这边有所谓的“重点学校”，他们那儿也有类似的，州体育场里，几千几百个孩子抱着家长在那儿听，一共只有几十个名额，选中的狂喜，没选中的大哭，难受无奈之后只好散开回家。我看了很震撼！二战后教育江河日下，这是世界性问题。

梁文道：我的看法是，应该把留学不只想成接受更好的教育，更是接受不同的文化。欧洲有些国家，教育制度非常先进，教育出来的学生很牛，为什么还有很多年轻人出国？而且高中时候就出国？因为他们要体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甚至不同的教育制度。很多美国大学特别规定，学生应该有一年的时间在海外学习，为什么？满足好奇心，出国留学也是好奇心的扩展。

陈丹青：民国和建国初期，出国留学是到先进国家取经，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情况了。有些高端家庭，比如官员或商人，不是留学，是移民。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台湾留学生存在一连串问题：成长问题、安全问题。内地留学比台湾晚了二十年，现在这些问题也很普遍。我有个亲戚，女儿出去留学，三个月就怀孕了，她爹说，“我出一个差回来，就莫名其妙当了外公”！出去随时会有事发生，你必须得承受。我在美国看了好几次类似报道，很漂亮的中国女孩晚上两点钟回家，被人当头一枪打死。除此之外，还有跟人相处的问题，孤单、疏离等。

这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三个根本差异。

第一，他们都是政府公派，我们是自费出去的，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公费生极稀有。

第二，二三十年代的海归，出国前真的是学生。而我们这一代，像陈逸飞、徐冰、谷文达等人，都在国内拿了学位，有知名的作品。至少从国内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艺术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