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家（第2/6页）

接下来，贝勒姆建议主人应该另外养条狗，最好也是条大麦町犬。

“我于1929年在巴黎爱马仕订制的项圈、皮带、外套和雨衣都留给主人。那些东西他穿起来，肯定不如我出彩。以前，无论是在旺多姆广场溜达，还是后来沿着派克大道散步，所有人都一脸艳羡地盯着我瞧；但是……我肯定，他一定会尽力表现得不像条笨拙的乡下狗。”

在它“最后一部分告别词”中，贝勒姆向主人保证，他和女主人任何时候去它坟前探望，“无论我睡得多沉，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死亡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我的灵魂向你们欢快地摇尾巴”。

装贝勒姆遗嘱的那个信封里，有一张它跟奥尼尔的合影：一人一狗正在一片倾斜的草坪上休息；奥尼尔倚在一边手肘上，贝勒姆则用两条前腿支撑着身体。照片拍摄于1931年，当时，奥尼尔住在纽约长岛。

“在纽约的那年秋天，哀悼降临。”卡洛塔把这张照片给父亲时，行云流水地在背后写下了这句话。

卡洛塔做过很多友善的举动，比如，她会时不时给我母亲送花，通常还会附上热情洋溢的关爱之情。即便面对她的这些举动，父亲的注释也清楚地表明，因为她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遭到的不公平对待，他始终对她抱有一种复杂的同情心理，并痛苦地认识到，无论她多么“残忍而充满复仇心理”地对待他人，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厌恶他们，她也应该得到原谅。

“她依然痛恨戏剧协会的劳伦斯·兰纳。因为他叫梅里尔‘证实’她精神失常，所以她还叫他‘婊子养的’……”

父亲注意到，卡洛塔也会贬低奥尼尔。生气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父亲的面，蔑视他在床上的表现。父亲认为，考虑到奥尼尔虚弱的身体，这种侮辱简直毫无根据、荒谬至极。奥尼尔也会反唇相讥，不断地侮辱她，比如，他想让她替自己做某件事时，就会大喊：“我的婊子在哪儿？”或者，有时候也会换成：“那该死的婊子呢？”[3]

“你这个恶心的浑蛋，”有一次，她这样应道，“要不是我这个婊子，你如今会在哪儿？臭水沟里！或者疯人院！你那些剧院里的朋友忙着兜售你的剧本时，多半会把你塞到那里去！”

即便有如此不愉快的争吵，我父亲也再次注意到，虽然处理奥尼尔各项事务时，卡洛塔偶尔手段暴虐，但奥尼尔依然非常依赖她超强的能力。而且，除了他最急躁或最愤慨之时，每每说起卡洛塔，他都充满感激。他感谢她在他全力工作时，充分有效地行使她的权利。她要是不动用那些权利，他需要一心一意“释放脑中作品”（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时或许就会受到干扰。不过，起初他觉得那些作品依旧残留在他体内。

提到卡洛塔给他提供的保护，奥尼尔说创作新剧初期渐渐沉浸其中时，他总有一种绝望之感。他说，他往往都有这样的经历：“要困住内心那种急欲挣脱而出的创作灵感，会给他带来一种蚀心噬骨的罪恶感，唯一能让我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写剧本。”

与此同时，他写作时需要实现的那种孤立程度虽然得仰赖卡洛塔的帮助，但他也说，即便没在写作剧本（事实上，他已经好些年写不出任何剧本了），她决心切断一切外在干扰（包括他或许会喜欢的那些干扰）的做法也依然不减分毫。比如，他说，其他女人若稍微对他表现出些许兴趣，都会被卡洛塔执拗（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她的反抗甚至可以用“凶猛”来形容）地挡开。

由此回忆往事时，奥尼尔曾向父亲提起一位名叫帕特里夏·尼尔的女演员。当时，年仅20岁的帕特里夏参加了他一部戏剧的试镜。[4]尽管她最终没能得到那个角色，两人却很快建立起一段愉快的友谊。奥尼尔承认，他觉得她“很有吸引力”“非常漂亮”，还说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崇拜”和“爱慕”。

剧作家和尼尔小姐的友谊日渐升温时，他的震颤反应已经相当厉害，基本不可能与一个21岁的姑娘在肉体上发展出什么情人关系。因此，据奥尼尔所说，两人之间完全是清白的。他说，他曾跟她喝过一次“冰激凌苏打水”，并轻松随意地聊过几次天。不过，他也说自己向卡洛塔隐瞒了两人之间的会面。卡洛塔听说了他们的事后，大为震怒。

“见鬼！跟我斤斤计较那事，根本不值得。（他指的是“追究此事”）我需要卡洛塔……她是我的庇护者——有时，我也算是她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