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家（第3/6页）

即便两人搬到波士顿，奥尼尔开始接受我父亲的治疗后，卡洛塔仍对他与帕特里夏·尼尔的友谊耿耿于怀。1952年，奥尼尔曾向父亲透露，一位打算再次将其《榆树下的欲望》搬上舞台的制片人将与帕特里夏签约，请她出演女主角。然而，卡洛塔迅速干预，命令制片人终止谈判。

随后，尼尔小姐的事业遭受接连打击，令她备受脑损伤的折磨。然而，一番英勇抗争下，她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5]重返舞台后，她参与了多场演出，大获好评。卡洛塔反对帕特里夏获得那个奥尼尔认为很适合她的角色，这件事父亲一直都记得。至少直到1968年，他看见《纽约时报》上一则提到帕特里夏的消息时，对曾经刺痛他的那段回忆显然记忆犹新。

“勇敢的女人……我告诉过你，奥尼尔非常喜欢她吗？”

父亲发现，卡洛塔对奥尼尔做决策时的压制，甚至会无辜地牵连到他。比如，有一次，奥尼尔曾跟父亲说他喜欢在收音机上听球赛。父亲立刻心领神会，问奥尼尔是否愿意跟他去芬威球场（该球场离奥尼尔居住的旅馆仅几个街区远）看场球。

父亲的记录说，奥尼尔的反应“就像个孩子”，完全是种“小男孩的兴奋模样”以及“卡洛塔却坚决反对……”。父亲不由问自己，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难道她认为两人会一去不复返、“越狱潜逃”，然后决定再也不回来？即便她完全信任我父亲在这种无足轻重之事上的判断力，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医生去球场待一下午，却似乎对她构成了威胁。[6]

在一张措辞更加严厉的便条上，她坚决抵制奥尼尔有任何想要联系女儿乌纳的倾向。因为反对女儿过于活跃的社交生活，奥尼尔在她17岁那年便与之疏远了。他认为，报纸大肆宣扬他女儿生活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他的名誉。一年后，当她爱上比自己年长很多的演员查理·卓别林，并很快便嫁给了他时，奥尼尔更是表达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对之意。

从那以后，奥尼尔开始反思他对女儿的严厉，卡洛塔对乌纳的敌意却丝毫未减。1953年，《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张乌纳和她孩子们的照片，父亲写道：“我只能偷偷摸摸地把这张照片拿给奥尼尔看。卡洛塔也发现那张照片后，立刻将报纸揉成一团，并从此取消了订阅。”

“奥尼尔”去世几年后，乌纳从瑞士的家中给我父亲写过信。在另一个装有两人通信的文件夹里，有张备忘录这样写道：“后来，她曾坦言自己非常伤心……”自己父亲死后十几年一直被排斥在外的乌纳，此刻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她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了解我父亲照料他的这些年里，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悔恨或回忆。她问我父亲，是否同意与她在瑞士见面。

起初，父亲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明智。一方面，剧作家和他女儿关系破裂已久，所以他担心情况对乌纳来说并不会好到哪儿去。长谈或许无法安抚她的渴望，反而只会揭开旧日伤疤，让她伤得更深。另一方面，奥尼尔又在一些声明中提到自己的女儿。父亲相信，在瞒着卡洛塔的情况下，那些声明传达了一种乌纳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温柔。比如，奥尼尔在一次回忆中，充满爱意地聊起了小时候的乌纳。此外，他也不无悔恨地想起面对乌纳少年时做出的种种独立选择，自己的反应是那样糟糕。

“她——那会儿还很小——给我带来了力量，就像个天使一样围绕在我身边。见鬼！我竟有些怕她，但我依然很爱这小东西。该死，我真是太自私了，”他说，“显然，我伤害了她……她和朋友们在饭店纵情欢乐时，我却写信去骂她。我他妈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我抛弃了他们（指乌纳和他的哥哥沙恩）和他们的母亲（指奥尼尔的前妻——一位名叫阿格尼丝·博尔顿的作家。奥尼尔邂逅卡洛塔时，他们已经结婚）。”

说完自己抛弃妻子的事后，奥尼尔问我父亲：“你知道内疚的滋味吗？”接着，没等父亲回答，他又说道，“它还有别的形式吗？”

提到卓别林时，奥尼尔对父亲说：“她嫁给他，我只能怪自己。我把这视作一种自我惩罚。”接下来，他又立刻补了一句，“但他一定会比我做得好。”这句话后，父亲用括号添了句说明：“奥尼尔在此处使用了将来时态。”这种用法让人觉得，即将嫁作人妇的女儿，在他眼里依然是个少女。

“哈里，”他说，“好好照顾她，她比我更应该得到幸福。”父亲再次在括号里写道：“这话真是让我迷惑不解。”不过，因为他并未反驳这个要求，所以父亲相信，自己的确做出了某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