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家（第6/6页）
然而，我最依赖的两个人必定还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要是没有她们，我根本无法将父亲带回家。虽然根据制定的日程表，两人有足够长的共同工作时间，可以协助对方解决一些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但每天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得完全靠自己。
两位女士异乎寻常的道德感赋予了她们极强的责任心。尽管我一直渴望对病人的这种密切关注，事实上，那些不久就会成为父亲主治医生的波士顿老年病学专家却并非总是指望得上。因此在父亲最后的几年里，完全可靠并能迅速为他提供健康服务的人，就只有西尔维娅和朱莉娅。
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看护和家庭陪伴的人往往不受尊重，获得的薪酬也势必远远低于医生和其他在医疗产业中从事更高层面工作的人。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才是唯一真正了解病人，并尽最大努力为此奔走呼号的人。比起“临床医生”这个称呼，我父亲更喜欢“医生”这个词，因为后者显得更直接，永远不会让他与自己需要照顾的病人之间显得太过疏离。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永远忠诚、时刻警醒的朱莉娅和西尔维娅就成了父亲实际意义上的临床医生。她们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她们会十分专业地向露辛达提出各种疑问；其次，通过密切观察父亲的情况，她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派访视护士到公寓替他检查身体。
然而，这一切仍是后话。说服自己一切都尽在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掌握之中后，我正式通知疗养院，父亲将于10月10日离开。
“我们要回家了吗？”陪他在疗养院度过最后一晚后，父亲像往常很多次那样，带着些许可称为焦急，也可以说是渴望的神色，问出了这句话。
“没错，爸爸，”我应道，“这次，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1] 我在父亲办公桌里找到的这份遗嘱副本写于1948年6月。根据父亲写给罗伯特·梅泽夫（卡洛塔聘请的一位波士顿律师）的信来看，后来这份1948年写下的遗嘱被1951年3月5日写下的另一份新遗嘱取代。新遗嘱是奥尼尔趁卡洛塔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时，在梅里尔·穆尔的催促下签署的。随后，那份遗嘱也被撤销，由第三份遗嘱取而代之。我相信，第三份遗嘱是由梅泽夫起草的。
[2] 我第一次读到的斯维尔达纳·恩布勒姆·奥尼尔的遗嘱，是一份打印的文件，文件上的落款是这样写的：“大道别墅，1940年12月17日。”奥尼尔去世6年后，卡洛塔把这份遗嘱的私人印刷副本寄给了父亲。她在副本上题写道：“来自奥尼尔、贝勒姆和卡洛塔。”
[3] 父亲引用尤金·奥尼尔的话、奥尼尔与卡洛塔之间的争吵以及提起女儿时，奥尼尔表达出的悔意——本书在此处及其他地方对上述场景的描述，主要的参考资料均为我父亲手写的笔记和他打印的更为详细的记录。那些记录源自与奥尼尔的交谈，以及之后不久，父亲自己定期记录下来的观察、思考和总结。他与奥尼尔的女儿乌纳在其位于瑞士家中那些最初和随后的谈话，也通过他的笔记和两人的通信保存了下来。
[4] 帕特里夏参与试镜的那部戏叫《月照不幸人》（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1947年，该剧虽在几个城市巡演，但在剧作家有生之年里，它却并未登上百老汇舞台。尼尔小姐在她的自传《平凡如我》（As I am）（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1988年）中，曾谈起与奥尼尔的那些会面和两人之间的友谊。
[5] 据2010年8月9日《纽约时报》刊发的帕特里夏·尼尔讣告来看，1964年，这位女演员凭借《原野铁汉》（Hud）一片获得奥斯卡奖后，于1965年突发脑溢血。然而，她成功地于1968年重返影坛。
[6] 据父亲的笔记称，后来她还告诉旅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她的允许，奥尼尔不得离开大楼半步。”
[7] 父亲对奥尼尔的治疗始于1951年5月中，一直持续到1953年11月27日剧作家逝世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