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藏在记忆中的未来（第3/5页）

“记忆并非对过去经历的简单复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在记忆学研究领域备受尊敬的学者丹尼尔·沙克特这样写道，“相反，记忆是来自各种信息来源的零碎信息重新组合、形成某种新实体的结果。”

据他观察，这种重建行为[1]或许会受到诸多扭曲因素的影响。例如，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某段本应手到擒来的回忆，却可能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某段我们认为自己一定记得的对话，却突然忘得一干二净。用沙克特的话来说，这样的结果和记忆犯下的其他罪行，也许会扭曲我们“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或从实际上延伸我们对那段经历的记忆。

大多数人在回忆我们所爱之人时，往往都会很自然地对那段记忆确信不疑。然而，在回忆过程中，我们的重构行为显然已经部分改变了那段记忆。尽管如此，这一令人赞赏的论证或许依然会让我更加勤奋地重新审视我对父亲一生的某些记忆，尤其是那些基于他的传达和母亲回顾的记忆。

幸运的是，我和他们拥有的很多记忆都有大量文件可以印证。除了父亲送到我家中保存的那些文件，我也在他们的公寓里发现了很多他还没时间加以整理的文件。

最近，我在最令人愉快的那些文件中，发现了一封维多利亚·卓别林之女、尤金·奥尼尔曾孙女——奥雷利娅·蒂埃雷——写来的信。当时，她住在纽约，即将迎来一段辉煌的舞台生涯。据信中所写，她即将与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合作。但与此同时，她也在哈莱姆附近的一个社区，以志愿者的身份照顾孩子们。她谈起教导孩子们给她带来的快乐，但也提到了因自己几乎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无用感”和“挫败感”。

如今我才发现，奥雷利娅与我的父母并非点头之交。父母在波士顿招待维多利亚那段时间里，她便常常陪伴母亲前来。

她这样写道：“曾经共进晚餐那些时光[2]，是我最快乐而有趣的记忆。从您那儿得到的关于我曾祖父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意义非凡的无价之宝。真是非常感谢您！”

有时，我曾怀疑父母与卓别林一家及其子女的亲密友谊，是否只是我母亲对其回忆的一种夸张说法。如今，奥雷利娅这封漂亮的手写信让我愉快地发现：尽管多年前，母亲就开始用幻想自娱自乐，但她告诉朱莉娅的很多关于她跟奥雷利娅家如何亲密的故事，却并非某种掺杂了幻想因素的甜蜜混合物。

乌纳寄来的信我也读过几封。丈夫去世后，冲动之下，她曾饱含深情地写过很多信。不过，那些信通常都是快乐的，写满了跟她孩子有关的事。要是我还对母亲的记忆有所怀疑，这些信也能起到同样的反驳效果。（“杰拉尔丁刚刚生了个男孩，”她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正欢喜得仿佛站在世界之巅……家里的其他人都远离牢狱，所以生活真是非常美妙……”）

父亲诊治过的一些病人家属也会写信来，那些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或者强调。例如，我还记得他检查病人和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方法；而且，我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曾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父亲去世后两个月，我到宾夕法尼亚一所大学给本科生做演讲。发言接近尾声时，一名50出头（也有可能年纪更大些）的女士完成了自我介绍后，告诉我她的工作就是帮助问题儿童和残疾儿童。

她说：“我认识您父亲，我在少女时代曾接受过他的治疗。希望有朝一日能跟您谈谈。我很愿意与您分享我的那段回忆。”

我们很快便开始通信。父亲替她治疗的事，让我想起了父亲处理过的其他几桩病例。在那些病例里，她并非其家中唯一一个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你瞧，”她说，“认识你父亲之前，他已经帮助我父亲挺过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当时他还要开导我那因父亲生病而压力倍增的母亲。因此，他会同时约见他们两个人，一边帮助父亲从抑郁症中走出来，一边给予母亲情感支持，让她在应付父亲的过程中保持平稳的心态。”

她说，她父亲曾是个很有活力的人，却在将近50岁时，因为某个骨科上的问题暂时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位骨科专家把这件事处理得极其糟糕。他告诉我父亲，情况很可能无法逆转，他估计很快就离不开轮椅了。

“他就是在那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无法继续工作后不久，他也几乎拒绝了一切户外活动，直到他（或母亲）想到联系你父亲为止。你父亲是他大学时的一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