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天堂最近的地方

我从小喜欢读书，这与远大理想和父母督促等都毫无关系。

我从小较真儿，比如老师鼓舞我们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会一直问，怎么定义崛起？读什么书？中华崛起和我读你说的那些书有什么必然关系？还没等我问完，老师就不搭理我了。我父母很少读书，我爸关心大自然，特别是大自然里能吃的东西，他能叫出水里所有鱼的名字。我妈关心人类，特别是邻里亲戚之间的凶杀和色情，她了然方圆十里所有的男女八卦。即便是后来我写的小说出版了，再版了，得奖了，另几本小说也出版了，我父母都不看。我爸说，看不下去，没劲，没写鱼。我妈说，还是不看了，保持一下对你残留不多的美好印象，再说，能写成啥样啊？不就是那点搂搂抱抱摸摸××的屁事儿吗？还能写出花？

我从小喜欢读书全是因为那时候没任何其他有意思的事可干。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是最后一代需要主动“杀时间”的人：没手机、没电脑、没电影、没电视剧、没游戏厅、没夜总会、没旱冰场、没保龄球。我又对体育没任何兴趣，上街打架又基本是被打。只剩下读书，于是读书。尽管那时候可以读的书种类不多，但是已经能看到李白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已经能看到《诗经》讲“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那时候的小学和中学有图书馆吗？我不记得了，很可能没有。街面上似乎有图书馆，一个区似乎有一两个，每个图书馆最热闹的是报刊栏，一堆老头老太太站在报刊栏前面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等。各种不同的报纸上，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是一样的，老头老太太们还是从头读到尾。有一次我试图进入一个图书馆，里面当班的人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来偷啥的坏孩子。我问，能借书吗？她说，不能。我问，能进书库随便看看吗？她说，不能。我问，为什么？她说，你借书，我怎么能保证你一定能还？再说，不符合规定。你进书库，我怎么能保证你能爱护图书且不偷书而且不撕掉几页拿走？再说，不符合规定。我问，那你是干什么的呢？她说，我是看着像你这样的人的。

北京有些街上的确有号称藏书众多的图书馆，比如北海公园西边有国家图书馆老馆，比如中关村南大街有国家图书馆新馆。我听说北京图书馆里有宋版书、元版书、外版书、完全没删节的《金瓶梅》。我连尝试进去都没尝试过，我听说看《金瓶梅》要单位介绍信，说明借阅的充分理由，如果介绍信被看出来是假的，图书管理员身后就会立刻蹿出来两个警察。

第一次体会到图书馆的美好是在北大。北大图书馆离我住的28楼不远，早点儿去，如果运气好，能有个靠窗的座儿，层高很高，有淡淡的男生的球鞋味儿，也有淡淡的女生的雪花膏味儿和洗发水味儿。窗外是很多很高大的白杨树，是很大很绿的草地，是草地上一些弹吉他唱歌的男女，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全世界最蒙眬、最忧伤的。七八页书看过，人一阵恍惚，掉进书里，周围的人消失，周围的墙消失，周围的窗户全部打开，周围的一切变软，从固体变成液体再变成空气，混沌在周围，不知今夕何夕。时间变得很浅，一个恍惚，又憋得不能不去撒尿了；一个恍惚，又饿得不得不去吃饭了；一个恍惚，日落月升，宿舍、图书馆要锁门熄灯了；一个恍惚，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草地忽然黄了。

协和有三宝：病历、老教授、图书馆。大量完整的病历非常方便做临床研究，提示某几种现象之间的联系有多强。而且，非常满足好奇心，比如张学良不穿内增高鞋的净高有多高，比如某天后怀孕了几次、生了几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教授是最实在的榜样。这些不爱睡觉的老人家早上七点已经在病房开始查房了，我们不好意思早上七点才起。有了在北大培养起的对图书馆的热爱，协和五号院北侧的两层小楼就是又一个可以不知今夕何夕的洞穴。从两百年前的原版医书到两周前的原版期刊，都有，一边看一边感叹：人类早就能把人送上月球了，但还是不知道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人类早就知道了人的一些共同特征，比如男人的左睾丸比右睾丸低，更靠近脚面，但还是不知道这些共同特征到底是为了什么。

十六年前，我去美国读MBA。十六年后，我去美国休个长假。中间这十几年，事冗时仄，只有两种运动：开会、喝应酬酒，读书都在厕上、枕上、车上、飞机上，把包里的Kindle勉强算作图书馆。长假中，不设手机闹铃叫醒，在风铃声中自然醒来，忽然想到，可以再捡起多年前的爱好，再去泡泡你——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