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个人（第3/4页）

细细想来，周作人是最适合写民国的人，而且他也真的写了，还写了好多。

周作人生在晚清，长于民国，死于“文革”，活了八十二岁。他在私塾学的国文，之后因缘际会，精通日文、希腊文、英文，粗通俄文、德文、法文、世界语、梵文。他专业学的是工科，鱼雷、轮机等舰船操作，养活自己靠的是写作、翻译和教书。他生在浙江，后来北上南京、上海、北京，留学日本，再回国，再在北京待了很久，后来死在北京。如此古今中外文理兼修，东南西北到处走过，还娶了日本老婆，还坐过牢，还有个极其了不起的哥哥，还活得长，还写得多，在民国人物里，我找不出第二个了。

周作人笔下的民国教育是：在私塾先生的棍棒殴打之下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从十三岁开始记日记，日记里开始记录的都是读《壶天录》《读史探骊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等等。考试的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竟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又如“问，秦易封建为郡县，衰世之制也，何以后世沿之，至今不改，试申其义”。都说万恶的旧社会迂腐陈旧，但是如果少年人在二十岁前能读通这类书，能独立思考回答好这类问题，这样的教育绝不能说是失败。

周作人笔下的民国革命是：“原来徐伯荪的革命计划是在东湖开始的，不，这还说不到什么革命，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乱’，便是预备‘造反’，占据绍兴，即使‘占据一天也好’，这是当日和他同谋的唯一的密友亲口告诉我说的。当初想到的是要纠集豪杰来起义，第一要紧的是要筹集经费，既然没有地方可抢劫，他们便计划来拦路抢夺钱店的送现款的船只。”这个徐伯荪就是不久之后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起义四个小时后被镇压，徐锡麟第二天被杀，心肝被恩铭的卫兵炒了吃了。

周作人笔下的日本是：“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我看过很多说日本文化的书，周作人这句似乎平淡无奇的话总结得最好。

尽管周作人非常了解日本，他还是有巨大的疑问：“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做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是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

周作人笔下的北京是，公开表演的京戏还有严重淫亵的成分，“我记不清是在中和园或广德楼的哪一处了，也记不得戏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浒传》里的偷情戏吧，台上挂起帐子来，帐子乱动着，而且里面伸出一条白腿来，还有一场是丫鬟伴送小姐去会情人，自己在窗外窃听，一面实行着自慰”。

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遍及北京的东南西北：宣武的补树书屋，后海附近的八道湾胡同，西城的砖塔胡同，城中心的沙滩，崇文门内的盔甲厂，海淀的勺园。往来的北京文化人里星光灿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陶孟和，等等。有超级自负的，在师范大学教大一国文，第一篇选的是韩愈的《进学解》，从第二篇到最后一篇选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也有爱招摇的，洋车上装四盏灯，在那时的北京没有第二辆，如果路上遇到四盏灯的洋车，就是这个人正在开心地前往“八大胡同”的路上。这些人也先后死去，“中年之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老朋友死了，周作人常送挽联，他的挽联比他的诗写得好。

周作人笔下的物价是，一九三一年翻译了四万字古希腊文，编译委员会主任胡适给了四百块翻译费，“花了三百六十元买得北京西郊板井村的一块坟地，只有二亩地却带着三间房屋，后来房子倒塌了，坟地至今还在，先后埋葬了我的末女若子、侄儿丰三和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

其实，周作人对写作的意义和方式是有深入思考的，不是为了琐屑而琐屑、为了平而平、为了淡而淡。比如谈写作的对象：“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比如谈写作风格：“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周作人写的那些花花草草、杯杯盏盏倒是从一个侧面构成了中国真实的二十世纪上半截，至少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趣味的人提示的一个明确的角度。我一直怀疑所有新闻和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因为它们和权力离得太近、受写作者的主观影响太大。我更愿意相信文学的真实，它毕竟是一个心灵竭尽心力地对于世界的描述，多看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这个世界就逐渐丰富和真实了。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有《金瓶梅》，清有《肉蒲团》《红楼梦》，民国幸亏有他的杂文、老舍的小说和钱锺书的《围城》，一九四九年后和“文革”幸亏有王小波、阿城的小说和杨绛的《洗澡》，否则真不太容易知道那时候的日子是怎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