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不朽，是一堆顽石？（第5/9页）

——水仙水神已散尽，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犹未休。

从豪健的乔叟到聪明的奥登，一江东流水奶过多少代诗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罗江水饮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国大地震西欧大旱的一年，整个英伦在喘气，惴惴于二百五十年未见的苦旱。圣杰姆斯公园和海德公园的草地，枯黄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预言，长靠背椅上总有三两个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枯坐待雨。而就在同时一场大台风，把小小的香港笞成旋转的陀螺，暴雨急湍，冲断了九广铁路。那晚是他在伦敦最后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后的一天。一架波音七〇七在盖特威克机场等他，不同的风云在不同的领空，东方迢迢，是他的起点和终点。他是西征倦游的海客，一颗心惦着三处的家：一处是新窝，寄在多风的半岛；一处是旧巢，偎在多雨的岛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处那无所不载的后土，倒显得生疏了，纵乡心是铁砧也经不起卅载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虽然他不能忘记。

当晚在旅馆的台灯下，他这样结束自己的日记：“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作她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追记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

卡莱尔故居

一九七六年八月，香港暴雨成灾，我却在苦旱正长何草不黄的伦敦，作客一旬。对我，伦敦这地方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不消说了，伦敦之大，我认识的人不上一打。鬼呢，倒是认得很多，最多的一群是在西敏寺里。也许认识得太多了，只觉得整个伦敦幢幢尽是鬼影，像一座记忆深远的古屋。幸好我所认识的那许多鬼，大半都是美丽的灵魂，且已不朽。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正是这样的一位。

到伦敦后第四天的早晨，在周榆瑞先生的向导下，瞻仰了这位苏格兰文豪的故居。屋在伦敦西南齐而西区的沿河地带，与河堤相距，不到半盏茶的工夫。两人从地下车站冒了上来，沿着泰晤士河，施施朝西而行。正是夏末秋初，久旱不雨的伦敦，天蓝得不留余地，左首的一排堤树，绿中带黄，丛叶已疏，树外是齐而西河堤仆仆的车尘，再外面，便是缓缓东流的泰晤士河了。向里看，是一排维多利亚式的三层楼屋，红砖黑栅，白漆窗框，藤萝依依，雀噪碎细，很有一种巷闾深寂的情调。干燥的季节，人家院子里的玫瑰却肆无忌惮地绽着红艳。

榆瑞停了下来，隔着疏疏的铁栏，为我指点一座显经修葺的老屋，门侧的墙上挂着一块白牌。走上前去，才看清上面写着“乔治·艾略特故居，一八八〇年艾略特在此逝世”。向前再走数户，又有一家墙上挂着白牌，上书“罗赛蒂与斯温伯恩旧宅”。

我说：“这条街可不简单，住过三位大师。”

榆瑞笑起来：“里面的陈设早就改了。新主人不甘寂寞，挂块名牌自我炫耀一番，可不像纪念馆那样任人参观的。”

再往前走了百多码，背着泰晤士河向右一转，我们就站在倩尼路（Cheyne Row）口了。这是一条僻静的短街，一眼可以望到街尾。面西的一排楼房，都建于十八世纪初年，格式大致相仿：无非是白石红砖砌成的三层楼，拱形的门，狭长的窗子，斜起的屋顶下面是阁楼，上面则竖着烟囱和一排排整齐的通风罩子。

临街的矮铁栏内，可以窥见半蔽在街面下的地下室，通常是用来做厨房。我们朝北走去，在一座悬着“卡莱尔故居”长方横牌的屋前停了下来。

眼前这十八世纪的古屋，正是倩尼路二十四号，百年前的旧制则是倩尼路五号。从一八三四年六月十日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也就是说，从迁入的那一天起到逝世的那一天止，左右维多利亚一代文坛的哲学家、史学家，兼批评大师卡莱尔，就在这屋里消磨了他后半生的悠悠岁月。

卡莱尔是苏格兰人，与济慈同年诞生，但由于成名颇晚，且又长寿，在文学史上却被划入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核心人物。他漫长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以一八三四年迁入这古屋为其分界。前半生他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一直埋没在苏格兰的故乡。迁来伦敦定居的那年，他已经三十九岁，出版过《席勒传》，译介过德国浪漫文学，因而受知于歌德，又刚刚发表了他的哲学巨著《裁缝新制》（Sartor Resartus）。尽管如此，英国的文坛仍然不识卡莱尔其人。先是三十一岁那年，卡莱尔和美丽而多才的珍·威尔希结了婚，两年之后，他们迁去苏格兰的克瑞根普塔克，隐居在一个荒僻的农庄上，一住便是六年。据说好客而又聪慧的卡莱尔夫人，在这一段日子里很不快乐，便怂恿她的丈夫南征伦敦。卡莱尔自己也感到，要为伦敦的刊物撰稿，最好是能和那些编辑经常来往。他们终于告别了故乡，迁来英国的文化之都；而当时，住在相连的上倩尼街的，正是奖掖后进不遗余力的名编辑亨特。搬进倩尼路五号的新居之后，卡莱尔不但生活稳定，而且把住了英国文化生命的脉搏，他的文学事业立刻改观，《法国革命》一出版，他便成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