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不朽，是一堆顽石？（第6/9页）

榆瑞按了门铃。一位衣着朴素笑容可亲的中年妇人出来应门，带我们到临街的客厅，向我们收了参观费后，笑说：“楼下楼上，随意参观，恕我不奉陪了。”像倩尼路其他的西向楼房一样，卡莱尔的故居也是三楼一阁，地下另有厨房。偌大的一幢房子，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和花园，当年卡莱尔付的租金，却是每年三十五镑。卡莱尔和夫人在里面住了那么多年，房东数易其人，房租却始终不变，也可见得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有多安定，比起我在伦敦朋达旅馆每天十八镑的租金，真是隔世之别了。

我和榆瑞从前厅到后厅，又从后厅到毗连后院的瓷器贮藏室，在底层巡礼了一周。客厅相当宽敞，每间有四百多平方英尺，印有花叶的墙纸令四壁在秀雅之中别具温暖之感，典丽的花毡覆盖前后客厅的地板，后客厅的长窗外，园中的树影扶疏可见。当日卡莱尔夫妇搬进来后，雇了三个木匠，在卡莱尔夫人的监督之下，足足扰攘了一个星期，才把这几层楼的内部刮垢磨光，修整一新，卡莱尔和他的夫人都勤于写信，且以书简的文采见称。他们对新居的满足之情，在给亲友的信上充分流露。卡莱尔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新居真令人惊喜不置：这房子十分宽大，空气流动，房间整洁，一切都充足有余。样式的不合时髦是到了极点，但住来舒服适用，也到了极点……我实在当不起这种福气。”卡莱尔夫人定居后不久，在信里这样告诉朋友：“喏，我居然来了伦敦，而且在泰晤士河畔新租的屋里若无其事地坐着，真是好妙吧？我们找到的新居真正不凡，格式是极为古色古香，很合我们的脾气；墙上都镶着壁板，雕着花纹，看起来有点古怪，一切都很宽敞，结实，合用，而壁橱之多，尤能令蓝胡子之流感到满足。两星期前，屋子前面还有一排老树，却来了几个神经病的伦敦佬，把它们连根拔走了。屋后有一个花园（姑美其名而已），零乱不堪，却也有两树葡萄，当令的时候可产葡萄两串，据云‘可食’，更有胡桃一株，我从树上摘下来的胡桃，几乎可值六个便士。”

前餐厅颇富历史的价值。大壁炉前的扶手椅，为卡莱尔夫人所惯坐。亨特来访，她便从椅上站起，迎吻贵宾。以前在大学里读亨特的名句：

珍妮吻我当我们见面，

从椅上她跳起身来吻我。

总以为珍妮是亨特的什么情人，现在才发现竟是卡莱尔夫人的昵称。卡莱尔夫人很有才气，文笔之美虽不能和她丈夫歌啸跌宕的雄风相侔，却也有她自己的谐趣、灵气与真情。这样美慧的女主人，本身原就有吸引四方才彦与豪侠的魅力，何况男主人更是名满文坛的大师？于是在夫妻两人的共同朋友之外，她更吸引了自己特有的一群宾客，其中尤为佼佼者，应推意大利的志士马志尼和法国革命家贾维尼亚克。两人都是流亡英国的政治犯，他们那种先忧后乐肩负国难的壮怀热血，最能赢得倩尼路五号女主人的青睐。另一位国破罔依的伤心人，也曾经来她家做客。那便是萧邦。据说前餐厅一角的那架钢琴，便曾经他有名的十指抚弄。

一八六五年，前餐厅改装，成为卡莱尔晚年的书房。至于后餐厅，则是卡莱尔夫妇沐着晨曦共进早餐的地方。后来书籍累积愈多，两边壁上也就倚满了书架和书柜。在这间房里，壁炉边的榆木靠背椅，桃花心木的便椅，和置放鸟笼的小圆几，都是她的遗物。前后餐厅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像、照片和浮雕，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卡莱尔自己的画像和照片当然最多，大致面容清癯，棱角突兀，神情十分严肃，不但眉下目光炯炯，而且鹰隼之下嘴唇紧闭，意志显得非常坚定。卡莱尔早年英俊无须，到了晚年，他便蓄起满腮满颏的须来。世人习见的卡莱尔，是美国画家惠斯勒所绘“卡莱尔像”中的老人。那时卡莱尔已经七十七岁，寂寞鳏居也已六年，图中的老作家侧面而坐，一身黑色大衣，高顶的黑呢帽覆在膝头，右手拄杖，左手压在交叠的股上。此时的卡莱尔须发鬅鬙，神色黯淡，显已垂垂老去。其他人像之中，最引我注意的，是歌德与爱默生。这两位文豪，一位是卡莱尔的前辈，一位是他的晚辈，和他的关系都很密切。歌德的作品传入英国，卡莱尔是最早的译介人之一，卡莱尔的作品传入美国，则是爱默生的首功。经过这位晚辈的宣扬，卡莱尔早年在美国的声誉甚至超过国内，作品的销路也是美国领先。

其实爱默生只比卡莱尔小八岁。他曾经两访卡莱尔：第一次是在苏格兰那幽僻清冷的农庄上，那时爱默生才三十岁，卡莱尔刚发表了他最杰出的论文《论本色》，最重要的哲学大著《裁缝新制》也甫脱稿，但还不能算已成名。年轻的爱默生却已慧眼独具，觑识他行将领袖文坛的潜力。那时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已逾花甲，在政治上成为保守分子，浪漫派少壮的一辈，拜伦、雪莱、济慈，均已早夭，而比爱默生更年轻的丁尼生和布朗宁当然还未成气象；青黄不接的英国文坛，可谓无人。爱默生在卡莱尔对教会、议会、工业社会的猛烈批评里找到了一位先知，感奋之余，便带了经济学家米尔的介绍信，迢迢北征，去苏格兰拜访卡莱尔。做主人的很喜欢这位美国来客，事后在给米尔的复信中说：“你介绍的爱默生，在寂静的星期天午后，我们正用膳的时候，乘车来了。这个人真是温和、可嘉、可亲，而又热心，我们真要感谢他那么风趣地解除了我们的寂寞……我真正喜欢此人的一点，便是他的健康，他的怡然自得。”十四年后，爱默生已经成名，在伦敦讲学十分轰动，再访卡莱尔于倩尼街五号。这时卡莱尔当然早成了英国文坛的大师，但他的胃疾和脾气却似乎愈来愈坏。对于爱默生的再度来访，他似乎颇不耐烦。事后他写信给贝灵夫人说：“和他对谈，真把我累垮了；他似乎有一条美国佬的倒霉规矩，就是，除了睡觉之外，谈话必须无休无止地进行：真是恐怖的规矩。确是一个心地纯洁而崇高的人；‘崇高’而不博大，就像柳树和芦苇那样，从他那儿是采不到什么果实的。一张精致而瘦薄的三角脸，没有牙床也没有嘴唇，只有削弯的鹰钩鼻子；公鸡特有的那种脸：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这种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