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12/13页）

他们不大“管理”我。只要老师不到家“找茬”，他们在“功课”上也不太逼我，只要我“洗脸了”，母亲就会说我“还行”。他们从不期盼我在仕途上要“怎样怎样，如何如何”——至少是不作严厉催促。在“事业”上，母亲也就说过那么一句“考不上初中，就没有前途”的话。父亲原本劲头很大，希望我有大的发展，我猜他的本意，是我能当个武将，立功名于当世成事业于汗青。随着他一步步勘透世情，他的话变成“有个工作，有个对象，有个家就行”。所以当我的哥哥成了南阳地区文化局长，父亲说：“看来你不行，你哥行。”当时我说：“我要超过哥哥。”父亲未管。晚年他对我说：“当时我认为你吹牛。”我说要当作家。父亲说：“我听冯牧讲过课，你不行。”但我后来确实“成了”作家，父亲才有那句“竖子”的话。

我应该感谢父亲，他一直教导我们：“要吃好，有体力才能做事。”这一条是牢牢地“记死了”，父亲说：“组织上给我工资做什么？不是叫我发财的，也不是叫我穿得花花的，是要我保证有个好身体，好做工作——要有这个清醒认识。”我在部队，确有“顿餐斗米”的气概，曾经一人包揽总后部在我部现场会的会议简报，白天听会、听讨论、写报道材料，晚上写会议简报——油印报。一人写，一人刻字（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再用油印机自己印四百份，第二天会前发到会议代表和领导手中，然后再听会、听讨论……这样连干六天五夜一眼不合。这样能熬“能踢能咬”，相信没几个人能够，没有“吃”之一字绝对不行。写书初期不但一坚持正常工作——每天夜九点半到三点，七点半起床——不是三天两天、三个两个星期，也不是三个月两个月，而是——整整一年，吃不好准得死。所以我教育女儿：“你睡不好，再加上吃不好，哪来的体力资源？”——当然我的代价是吃出了糖尿病。然而，整日“玩”的人照样也得糖尿病的吧。

但母亲并不信服“吃”之一事。她也从没有教育过我要吃好。相反，她的理论是“有口吃的就行”。她吃东西很少，很干净清淡。在洛阳有时熬夜，她到半夜坚持不得，会轻轻拍醒我：“宝，起来跑个腿，到门口街上买个烧饼，夹点肉，你一个我一个。”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带上她给的一元。洛阳的烧饼一毛一个，每个烧饼还能夹四毛钱的卤猪头肉，她总是很细心地把她烧饼里的肉用筷子剔出来给我，然后用开水冲一个“鸡蛋茶”——这就是她的夜餐了。有时夜深没有烧饼，但洛阳还有一种小吃：很软很薄的面饼，卷上豆芽、豆腐干条、葱还有酱——这种饼通宵都有。买两卷这种饼，我们娘儿两个都吃，她喜欢吃素，最爱吃的就是饺子，吃饺子她也要素。我和父亲是要吃肉的，她少数服从多数，也必要浇上素“头脑”。父母亲在工作时，我们家是不做饭的，吃食堂。父亲的食堂在军分区武装部，母亲的在公安局和法院。在邓县，因为妹妹们已不再去幼儿园，上学了，请了一位姓雷的保姆。我们都叫她“奶奶”，她来做饭一家吃，偶尔也到食堂打一点菜，母亲星期日偶尔也到武装部和全家吃顿饭。在洛阳之前（1958年前），我们没有全家在家吃饭的纪录，但好像我初到洛阳时，和爸妈一块上街吃过一次。

母亲是从不带我“上馆子”的。她最大的奢侈就是夜里让我“跑腿”买个饼子，“打打饥荒”。但母亲有时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会给我“做口吃的”。一种是我已谈过的“剔筋”，圆筒的铝饭盒做两碗半，她一碗，我一碗半。再就是“头脑饺子”，这样的馅：炒两个鸡蛋剁碎，豆腐切得米粒一样大，加上碎葱、姜末、碎韭菜，拌起来作料，再加上香油，她擀皮儿她包，绝对不要我插手。她的饺子像是机器做的，个个一模一样，都是拇指大小，一排排士兵一样“站”在她的写字桌上。接着再炒“头脑”，细葱姜用油煸一煸，加上豆腐、胡萝卜、几根粉条，加水，滚了再加糖，端下来放在一边，再重起锅煮饺子。这个饭从来没在夏天做过，都是冬天，这一炒一煮，满屋都是雾一样的“白汽”，加着扑鼻的饺子香、菜香。屋子里通红的煤火，暖融融的，真有说不上来的温馨。星期天院里只有四棵梧桐树，值班的都在前院，这个东厢房里充满的是山西母子情味。她还有一拿手食物，一旦她说“有个火”就会打一个生鸡蛋，用一根筷子不停地“打”那个鸡蛋……打匀了，再用翻花大滚的开水迅速倒进碗中，碗里立刻泛上“鸡蛋花”，像一朵白中透黄的莲花泡在碗中。什么也不用加——我后来在别人家也喝过，有的加糖，也有的加点油盐，炸葱花什么的把鸡蛋“本自的”香味都夺了。淡淡的，透着一丝甜意。一大碗下去，满腹的舒畅、顺和、暖洋洋的。这汤成了我的“终生保留”，头疼脑热、胸闷一下子就消掉了，撒尿如果很黄，喝上两天，也就是两三个鸡蛋，就会变得清清亮亮的——我只是“做得”，做出来的也有“花”，却是散的，没有母亲做得好看，那份“香甜”宜人，也似乎远远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