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萹蓄——寓言之草（第3/5页）

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杂草们无穷的创造力让人们仿佛看不到出路。劳作者们越想铲除杂草，它们就越欣欣向荣。恐怕早在《创世记》对杂草可怕的大书特书之前，人类就已经感觉到这些凶恶植物的存在是一种惩罚。中东地区的价值观和宗教观念也被农业所改变。这一地区在狩猎采集时代原本崇拜——或者说尊崇——动物之灵，它们独立于人类但也顺从于人类。可是农耕出现后，最早的农民们深知自己找到了新的力量，于是他们需要一些超自然的存在赐予他们力量，帮他们统治自然。无论是动物之灵还是自然之神都已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于是新的神灵是超人类，是具有人的形象的神，是“人类的牧羊人”。

但这新的力量和新的神祇，都是有代价的。狩猎采集时代的自由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辛苦劳作，是分工合作，是杂草们带来的心理和劳动量上的双重折磨——这就是想要安定生活就必须背负的种种重担。有一群农民和牧人——耶和华的部落，早期的犹太人——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他们的重要领地耶路撒冷于公元前586年被强占，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28]的沙漠。犹太人把自己的流放解释为一种惩罚，但经过一点巧妙的神学上的“曲解”，这一惩罚就成了他们被神选中、被赋予了更多神之关注的征兆。他们拒绝了为中东地区广泛接受的高雅文化和具有多个生育丰收之神的信仰系统，宣称自己是被唯一的上帝选中的人民。一神论自此诞生。

但对生活的不满依旧啮咬、折磨着他们，他们把这种怨念写进了创世故事的种种细节中。《创世记》可以看成是早期中东牧民与农民在试图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生活会如此困苦。对自然的征服——他们心目中吃下智慧果所获得的知识——既是他们被惩罚的原因，也是惩罚的形式。20世纪的哲学家约翰·帕斯摩尔认为，创世故事其实是对自己行为的合理化：“在《创世记》被创作出来的时候，人类已经开始着手改造自然。（这些故事）让人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其实人类并不是因为《创世记》让他们去征服世界才去这样做的，正如人类不是因为《创世记》的指示才知道要繁衍后代。《创世记》只是用来抚慰人类不安的工具。”

有趣的是，《创世记》中的许多中心元素——世外桃源般的花园和人类的堕落、一条蛇、一棵树、半是惩罚半是挑战的杂草爆发——都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了其他文化的创世故事中。这些元素作为象征符号，似乎在人类的意识深处扮演着某种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经典的希腊罗马神话系统中，也有一个伊甸园般的地方，这是一个永远是春天的田园乌托邦，这里永远长着各式各样充足的粮食，不需辛苦劳作便可生活无忧。人类也被从这个天堂中放逐。不过放逐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试炼。神灵们认为，给人类设置障碍可以激励他们思考和进化。杂草可以帮助他们塑造人格。维吉尔极富启发性的伟大诗作《农事诗》就和基督教出现以前意大利的农家生活有关，诗中描写朱庇特[29]十分赞同“耕作的过程应当艰难”，并一手导演了人类的放逐：

他把毒液赐给黑蛇，

命令群狼掠食、大海汹涌，

把蜜露从叶片上甩掉，藏起火种，

然后人们便会苦苦思索，不断积累经验，

逐渐锤炼出各种技艺，

在田垄中找到谷物的叶苗。

刻瑞斯教人类用铁器犁地，但也播下了麻烦之种，因此人类不得不“不断与杂草斗争”：

蓟在田地间

昂首挺胸；作物却开始死去，

多刺的蓬子菜

和蒺藜，在闪光的庄稼中长出，

无果的毒麦和不育的野麦称王称霸。

南美洲典型的部落神话在讲到农业起源时，都会提到人类堕落前以果实、树叶为食。然后一个化作负鼠模样的女人向人类揭示了玉米的存在。这株植物像树一般高大，长在树林中。也许由于那时的人类都是采集者，他们并未想到采集种子，而是直接将树砍倒，但随后他们就发现作物只此一株，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发种子、清理森林并进行播种，这便是人类种植的第一种作物。

南美洲其他地方——如在巴西的马托格罗索，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30]就记录下了巴西中部欧菲埃部落的独特神话，这个故事与《创世记》中的农业故事竟是完全相反的。在许多前工业社会中，蜂蜜都被归类为植物，但在这个部落的故事里，蜂蜜从一开始便以作物的身份出现，可以种在土地里生长成熟。但它太容易获得又太过诱人，人们的过量食用很快使它供给不足。于是动物们被派去收集野生蜂蜜——蜂蜜中的“杂草”。农耕的种种缺点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个神话故事的独特性何在，一目了然。”列维—斯特劳斯评论道。它持有一种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反农业”的观点，为以采摘收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说话。而且这个故事中描述的采集模式所具备的优点——多样性、数量充足和食物易保存——恰恰也正是支持农业的故事中所描述的农业所具备的长处，这也是人类掌握文明后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