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柳兰——火杂草（第2/6页）

但欣欣向荣的不仅仅是杂草。1915年夏天，伊珀尔[112]曾经的战场上收获了更丰厚的利润。战争结束后没几个星期，法国农民们便拿回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填平壕沟和弹坑，开始犁地。在人们的记忆中，庄稼从没长得这么好过。在几个月前还是战场的地方，如今杂草和小麦却丰茂得反常，《乡村生活》杂志闻讯对此评论道：“战争的大潮退去后，许多记者都注意到农业收成丰饶到令人称奇，仿佛连土地也急着要一扫因战争造成的荒凉。”杂志十分聪明地指出这次丰收与“战争中的红雨”——即死去的英国士兵——没有任何关系，并把原因全归结到了敌军营地的身上：“化肥和军火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爆炸物中含有大量硝酸或硝酸盐以及钾盐……德国人从农业中提取的用来杀死法国人的化肥成分，最后竟真成了滋养法国良田的化肥，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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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到虞美人的人感触最深的是它们那种重生后的绚丽灿烂，并且因此造就了一个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还能引发人们共鸣的象征符号。从古时候起虞美人就是生与死的象征。圣彼得提到它们时强调的是它们生命的短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在基督教传统之外，它们更常作为多产和新生命的象征，血红的花瓣彰显着大地的生命力。与索姆河战场情况完全一样的先例是滑铁卢，滑铁卢战场被翻耕后长出的虞美人，被认为是来自于遭到屠杀的战士的鲜血。

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这种植物的头顶萦绕起了一种更为多愁善感的光环。有一段时间它成了一个村庄的代表元素，这是诺福克郡北部海岸靠近克罗默的一个小地方，因为《每日电讯报》的戏剧批评家克莱门特·斯考特[113]的缘故还获得了“虞美人之乡”的称呼。斯考特是在19世纪80年代时开始来这里访问的，他住在一个当地的磨坊主家，远离那些受游客欢迎的海岸景点。他爱上了磨坊主的女儿，也爱上了当地的景色，他认为自己是在这些开遍田埂与路沿、开满悬崖峭壁的鲜红的花朵中顿悟的。他开始为自己的“虞美人之乡”写狂热的专栏文章，把这里描绘成了一片古时那种往来耕作、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虞美人之乡很快名声大噪，斯考特一直想避开的那些城市观光客蜂拥来到这些小村庄，他们来时搭乘的火车线很快被大东方铁路公司重新命名为“虞美人线”（如今这个名字仍在沿用）。

斯考特为虞美人之乡所写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一首以塞德斯特兰德崖顶教堂的墓地为背景的诗，后来这首诗还成了一首畅销的流行歌曲，歌名叫《长眠之园》。这首诗极为伤感，并且部分借用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即虞美人有着和罂粟一样的催眠作用。但在我们这些已经知道30年后将要发生什么[114]的读者看来，这首诗不免让人觉得像是某种可怕的预言。

在悬崖的草地上，在峭壁的边缘，

上帝种下了一座花园——一座长眠之园！

在天空的碧蓝下，在谷物的翠绿中，

高贵的红色虞美人就此诞生！

短暂而充满渴望的日子里，绵长而快乐的梦境中，

当我第一眼看见我的虞美人之乡时，它们就都是我的。

在远处传来的音乐声中，我双眼泛着泪光，

是那里让我铭记，也是那里让我遗忘！

哦！我心所属！我正在静默的田地里，

在虞美人诞生之地，等着你。

安睡吧！长眠吧！

在我的长眠之园，开满红色虞美人，

我独自与死者一起等待活着的人！

这首歌会勾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失去的爱人和英国的夏天的回忆，也许30年后另一座长眠之园[115]中的人们还会记得它。但这其中很可能不包括约翰·麦克雷[116]，因为正是此人的诗激发了定立荣军纪念日的想法。麦克雷1872年出生于加拿大，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内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自愿成为了一名加拿大军医，军衔为中校，1914年底他正身处西方战线。第二年5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两军互相炮击的场面：“然后大型榴霰弹——这是种在空中爆炸的武器——会发生两次爆炸，好像一个巨人抓住一张湿了水的帆抖了两下；第一次会冒出深绿色的烟，第二次则有一股颜色较淡的黄烟从炮筒中央向前喷出。”而他也记录了红色虞美人的大爆发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那年12月，对伊珀尔发起的第二次攻击异常猛烈，他负责治疗战斗中受伤的士兵，此时他回忆起那片红色花海前的所见所想并写成了一首诗，匿名寄到了《笨拙》（英国著名幽默杂志）。杂志在1915年12月8日刊登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