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战

最后一次看黑哥摔跤，应该是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地点在安贞桥附近的一家餐馆。餐馆老板也是摔跤爱好者，在餐馆里开了跤术训练班，由黑哥的几位师叔教年轻人跤术。

黑哥带着我去看热闹，还亲自下场一展身手。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上还有运动伤，按理说给年轻人示范示范就行了，但是那天他动了真劲儿，把年轻人往空调上摔，往场外摔，吓得年轻学员都不敢跟他摔了。后来老人们都说，那天他不正常，是个先兆，已经准备要走了，所以也不给自己留什么人缘啦，说老话儿这叫辞道儿。

其实这里还有个原因，餐馆老板因为喜欢跤术，拜跤坛名家王文勇先生为师。王文勇先生在50年代就是老北京摔跤队的运动员，文革中因为看不惯造反派头子蒯大富骄横的派头，给了蒯大富一个嘴巴，因此下过几年大狱。

王文勇先生是黑哥的师爷，所以饭馆老板就成了黑哥的师叔。黑哥心里不服气，一则老板比黑哥入门儿晚得多，二来老板并没有真正练过。黑哥说了，“让我叫你师叔也行，你得穿上褡裢，在场上教我两手儿呀！”

因为有这个心理，所以黑哥那天在场上才动了真格的。

黑哥生前曾经跟人说，“我跟方清平是过命的交情。”我们俩虽然没经过什么过命的事儿，但是黑哥对我确是真好。

平常只要我给他打个电话，“我中午上您那儿吃饭去。”黑哥肯定会精心准备。黑哥是个粗人，准备不出什么高精尖的美食，也就是亲手炒几个菜，再让手下人到一里地外的市场，买两张他认为最香的烙饼，再上饭馆儿端个锅包肉、干烧鱼之类的，但是他真是非常用心准备的。

我媳妇儿曾嘱咐黑哥，“他身体不好，别让他喝多了。”所以黑哥看我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趁我不注意，偷偷地往我的酒杯里倒矿泉水，我舌头已经被酒精麻木了，竟然喝不出来。

有时候我写东西写到晚上九十点钟，犯了酒瘾，打电话约黑哥喝酒。黑哥一直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已经躺下了，接到我的电话，又穿上衣服出来，陪我到路边的羊肉串儿店喝上一顿。

有时候我开车去别的城市演出，担心闷得慌，就约上黑哥陪我前往。一边开车一边听黑哥聊过去的事情，旅途就变得不寂寞了。

我举办过几次相声专场，黑哥从来不跟我要票，都是花几百块钱买最好的票，坐在正中的位置，为我大声地鼓掌叫好，他觉着这才是捧我。

当初我买房，借了点儿贷款，黑哥总说，“我这古玩城虽说目前经营得不好，但是帮你还个贷款没问题，你先从我这儿拿钱。”他还跟古玩城管财务的说，“方清平需要钱了，想从你这儿拿，你直接给他，不用经过我。”

我从没跟他借过钱，因为我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把黑哥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没想到，他这么早就跟我分别了。

我有点儿相信命了，就算身体再棒，任何人都治不了你，但是有寿数管着呢，该走的时候就得走，想多待一天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