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师恩若水

我的师父是李金斗先生。

我们保持的还是传统的师徒关系，也就是师父不但对徒弟的艺术负责，对徒弟的为人处世、道德品质、娶妻生子、买房买车、买菜做饭……这些大事小情，全都得手把手教。

所以“师父”这两个字，有着父亲的含义在里面。在我的身上，父亲对我的影响少，师父的影子多。因为自从说相声能养活自己，我就不在家待着了，而是天天跟师父混。

我的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河北人。但是很多人都说，我身上保持着浓浓的老北京的味道，为什么呢？受师父的遗传。

拜师

从清末有相声这行业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相声界拜师都有很严格的程序，要操办一回酒席，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请来引师、保师、代师到场。就跟僧人受戒一样，只有这样别人才承认你是个说相声的。

拜师的时候还有拜师帖，请到场的同行在上面签字，作为入行的凭证。还要写保证文书，在师父家学艺三年，期间投河跳井，跟师父没关系。出师之后，三年零一节（一节就是四个月），徒弟挣的演出费都归师父所有。

“文革”当中谁要敢举行这么个仪式，立这么张文书，红卫兵非打他个半死，所以拜师这事儿就废除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拜师之风又渐渐兴起。如今相声界人士大聚会，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后台，而是在两个地方。一处是某某的追悼会，一处是某某的拜师会。

当然了，现在拜师就不写上面说的那种保证文书了，也不可能有哪个徒弟，让师父逼得投河、跳井去。投河还容易点儿，想跳井？连偏远农村都是机井了，怎么跳呀？

如今很多拜师之“徒”并不说相声，只是喜欢相声这个行业，喜欢老师的名气和为人，或者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觉着弄一堆师叔、师大爷挺好玩儿，跟武林高手儿似的。

我拜师却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要是按照传统观念来说，我们这种师徒关系是不被同行承认的。当初我们没什么钱，师父说了，“别花钱摆酒席了，我承认你们就行了。”

初次跟师父相识，是在丁广泉老师家。丁老师要举办一个煤矿安全主题的相声专场，有师父的一个节目，他去给丁老师送本子，丁老师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师父已经听说过“小马三立”（我当年的外号）这个人，说了几句鼓励、表扬的话。

我跟付强送师父下楼，当时师父还没买汽车，骑一辆生了锈的老式自行车。后来我们知道，那辆车是美国进口的，要是搁到现在拍卖，能卖出个夏利的价钱。

后来这个相声专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师父在后面演。他站在台边看了我们的表演，我们请他提意见，师父很热情，说“有时间到家去，慢慢给你们说。”

过了几个月，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汇演，到师父家请他辅导。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尚未大火，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米的单元楼里。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而且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

进屋换拖鞋，我跟付强都露怯了。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又不好意思像现在的孩子似的，狮子大张口，跟家里要钱花，所以生活有点儿窘迫。我们俩的袜子，全都露了肉。师父打开抽屉，取出两双袜子，让我们俩换上。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但是又感觉很亲切，一下儿拉近了师徒的距离。

中午，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花生酱跟芝麻酱以三、七比例调配，要搅拌很久，调得都出油儿了，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呈线状流下。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醋、黄瓜丝儿，感觉奇香无比。

那时候我没单位、没本事、没钱，属于标准的“三无产品”。虽想拜师，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我跟师父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好者跟一位艺术家的关系。

后来，我跟付强当兵到了部队，四年换了三个单位，辗转奔波，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

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师父给我打来电话，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介绍我过去。当时对于我来讲，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能提干，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

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很顺利地被录取了。由业余转为专业，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要求了。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师父听王老师说完，满口答应。

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协的干部，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可惜英年早逝，在五十出头的时候，突发急病故去。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我给他磕了四个头。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对我有恩，我必须大礼参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