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时出现」的柏杨（第3/5页）

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

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发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

《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民族的兴衰有关系。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

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

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

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

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

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发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

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

三、以尊严为核心，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

「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

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办？

柏杨也不知道。

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

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

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

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话预约，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

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

「物欲」似乎是这个年代的核心词汇。

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