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你能够做什么

与其等待世界改变，不如先改变自己。

——圣雄甘地

几十年来，美国人都深知种族隔离的不公，但是种族歧视似乎是深植于美国南方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问题，大多数好心人士不知道怎么做来改变这样的非正义。接着出现了人权斗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反对歧视黑人的白人团体“自由骑士”（Freedom Riders），以及约翰·霍华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的《黝黑如我》（Black Like Me）这种令人眼界大开的书。突然之间，非正义成了不能忽视的问题，同时经济形态的转变也逐渐摧毁了种族歧视。其中一个结果是广大的民权运动应运而生，有关同盟纷纷成立，媒体也开始关注相关弱势群体，而那层让善良的人也只得默认种族歧视的眼罩最终被扯了下来。

与此同时，20世纪的大半时候天空灰蒙、河川油腻、动物濒临绝种，但是环境破坏继续进行，没有多少人批评或反对，似乎这是进步的代价，虽然可悲但不可避免。接着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环保运动应运而生。

同样，今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鼓动全世界，让大家勇敢正视被困锁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缩在孤立茅篷、饱受瘘管之苦的十几岁少女。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广泛的运动应运而生，来对抗全世界的性别不平等，推动全世界女孩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机会。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个典范，环保运动也是，但是这两个模式又有所不同，因为它们牵涉的都是关系自身的国内问题。至于把美国女性运动当成楷模这一观点，我们则有所保留，因为如果一项国际性运动被戏称为“女人的议题”，那么它就已经失败了。不幸的现实是：女性议题确实遭到了边缘化。无论如何，性交易和集体强暴都不该被视为女人的议题，就像奴役制度不应该是黑人的议题，或者大屠杀不应该是犹太人的议题。这些全是人道议题，超越任何一个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我们之前曾经提到新运动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奋力终止奴隶交易的过程。这是一个闪亮的例子。为了改善遥远地方人类同胞的生活，一个民族付出了大量的血汗与财力。丘吉尔曾表示，英国人的“光辉时刻”是20世纪40年代对抗纳粹的毅力；但是同样高贵的时刻是英国本土促使废除奴役制度时的道德复苏。

历史上，人们大多数时候容许奴役，认为那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雅典人思辨能力一流，也富有同理心，他们当中有优秀的作家和哲学家，但是他们甚至没有辩论过自己依赖奴役的风气是否正确；耶稣在《福音书》里完全没有谈到奴役问题；圣徒保罗和亚里士多德接受奴役；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神学家认为要对奴隶慈悲为怀，但是没有质疑奴役一事；18世纪初，贵格会^{27信徒激烈谴责奴役，却被大家视为不切实际的怪人，而他们的影响力也急剧下降；18世纪80年代初期，奴役依然是全球无可争议的部分——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不到十年，奴役成为英国国家议程的首要议题。潮流改变了，英国在1807年禁止了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成为率先解放奴隶的国家之一。}

英国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前一天，横越大西洋的奴隶运送船中有52%是英国船只，而世界的糖产量有55%在英国殖民地生产。废奴之后不再输入新的奴隶，使得“新世界”的英国殖民地惨不忍睹，而英国的头号大敌法国趁机从中获得庞大利益，美国也是如此。

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之后的35年内，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产量降低了25%，而拥有奴隶的竞争经济体，其产量却提升了210%。英国海军部队带头在大西洋和非洲本土镇压奴隶贸易，导致大约5000名英国人丧命，也使得英国人纳税额提高。这项片面的行动在外交上成本高昂，激怒了其他国家，让英国与敌对军事力量起了公开冲突。英国的反奴运动分别导致1850年与巴西短暂的战争，1841年与美国的战争危机，1853年与西班牙的战争危机，以及跟法国持续的紧张关系。但是英国并没有退缩，其典范作用终于刺激了法国在1848年开始废除奴役，也激发了美国的废奴主义者以及《解放宣言》的颁布，推动了古巴在1867年强制执行奴隶进口禁令，也就是说，英国终止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

据学者哈伊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与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计算，英国因出于道义而终止奴役，60年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减少了1.8个百分点。这个总数令人震惊，累积起来超过英国一整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对今天的美国来说，等同于损失了14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是个重大且持续的损失。这是一个国家把价值观置于利益之上的英勇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