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

蝗灾是个预兆。

雨季一开始，蝗虫席卷了阿库雷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大多数地方。这些长着翅膀、大小跟棕色丛林苍蝇差不多的昆虫从地上的孔洞里蜂拥而出，朝着有光的地方集结——光像磁铁吸铁一样吸引着它们。阿库雷人因蝗虫的到来而欣喜。因为旱季阳光猛烈，哈麦丹风助纣为虐，大地备受煎熬，雨水拯救了大地。小孩子们会打开电灯泡或者点亮灯笼，在附近放好盛着水的碗，一等蝗虫飞来就把它们拍到碗里，要么就等它们翅膀脱落淹死在水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享用烤蝗虫大餐，庆祝雨季的降临。通常在蝗虫出现后第二天，雨水就会光顾。但这一次来的是暴风雨，掀翻了屋顶，推倒了房子，淹死了许多人，把好多城市变成了水乡泽国。蝗虫从吉兆变成了凶兆。波贾头部受伤之后第二个星期，厄运降临到了阿库雷居民、尼日利亚人民和我们家人头上。

就在八月的那个星期，尼日利亚“梦之队”打进了奥运会男子足球决赛。此前连续好几个星期，各处的市场、学校和办公室都在显眼的地方打出了齐奥玛·阿君瓦的名字，因为他为我们这个破败的国家赢得了金牌。紧接着，我们的男子足球队又在半决赛中击败了巴西队，即将同阿根廷队争夺金牌。全国上下沸腾了。现场观众在遥远的亚特兰大的夏日骄阳下挥舞着尼日利亚国旗，与此同时，阿库雷一点点沉入水中。尼日利亚“梦之队”同阿根廷队决赛的前夜，阿库雷狂风暴雨，全城断电。大雨一直下到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比赛的当天——八月三日。锌皮和石棉做的屋顶被雨点砸得砰砰作响。日落时分，暴风雨终于弱下来，最后云收雨散。那一天，我们谁都没出门。伊肯纳把自己关在卧室里，默不作声，除了有时会跟着那台便携式收录机唱唱歌。那段时间，那台收录机是他的主要伴侣。到那个星期，他同我们完全隔绝了。

母亲质问过他为什么要打伤波贾，他回嘴说他没错，是波贾先威胁他的。“他那样的小男孩也敢威胁我，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语气强硬。母亲请求他在客厅坐下来好好谈谈，但他仍旧站在卧室的门槛上。说完那句话后，他突然哭了起来。也许他觉得这样有点儿丢脸，就跑回房间，关上了房门。就在那天，母亲说她确信伊肯纳神志不清，要求我们在父亲回来让他清醒过来之前离他远点儿。那时我对伊肯纳的恐惧已经越来越强烈。就连发誓不再让人欺负的波贾也乖乖听从母亲的话，避开伊肯纳。他的伤口愈合了，不再贴膏药，缝合过的地方有道凹痕。

那天晚上，球赛快要开始的时候，雨停了。就在比赛前，伊肯纳不见了。我们翘首盼望电力供应能够恢复，让我们看上这场重要的比赛，但直到晚上八点，电还是没来。那一整天，奥班比和我都坐在客厅里，借着昏暗的天光看书。我看的是一本内容奇特的平装书，书里的动物会说话，有着人的名字，而且都是家畜——狗啦，猪啦，母鸡啦，山羊啦，诸如此类。书里没有我喜欢的野生动物，但我还是读了下去，像人一样说话和思考的动物把我迷住了。波贾起初安安静静地坐着，后来突然告诉母亲，他想去“美好房间”看比赛，当时我正沉浸在书里，母亲则坐在客厅里陪戴维和恩肯玩。

“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你一定要看比赛吗？”母亲说。

“不晚，我想去；现在还不太晚——”

她想了一会儿，抬头看着我们说：“好吧，小心点儿。”

我们从母亲房间拿了手电筒，走出家门，来到夜色渐深的街道上。周围有些人家用自备的发电机发电，嘈杂的嗡嗡声充斥着整个街区。人们普遍相信，阿库雷的有钱人贿赂了国家电力局阿库雷分局，让它在遇到像今天这样的重大赛事时断电，好让他们设立临时观赛中心，发一笔横财。“美好房间”是我们那一区最现代化的旅馆：四层楼，围着高高的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头断了电，从旅馆墙壁内侧探出来的明亮的日光灯还是把周围的街道都照亮了。那天晚上，“美好房间”按惯例把大堂变成了临时观赛中心。为了吸引观众，旅馆门外大大的告示牌上贴着一张印有奥运会标志和“亚特兰大1996”字样的五颜六色的海报。果然，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大堂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每个角落里都站着人，站姿各不相同，都是为了更好地看到放在相对而立的两张高台上的两台14英寸电视机上的图像。早到的观众占据了离电视机最近的塑料椅，后来的人则一层一层地站在他们身后。

波贾发现了一个能瞥见电视机的地方，就丢下我和奥班比，从两个男人中间挤了过去。不过我们俩终于也找到一块地方，只要往左侧那两个鞋子臭得像烂猪肉的男人中间歪一歪，就能不时看一眼电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奥班比和我被淹没在人海里，闻着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令人作呕的气味。有个男人身上一股蜡烛味，另一个是旧衣服味，还有一个身上一股动物血肉的味道，再有一个是干掉的油漆味，还有汽油味、金属味，等等。我手捂鼻子捂得累了，凑过去对奥班比说我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