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一年

母亲被确诊患有胰腺癌之后的几个月，主演过《人鬼情未了》和《辣身舞》的明星帕特里克·斯维兹也患了同样的病。他比母亲年轻很多，母亲很喜欢他的电影，只不过在他生病之前对他并没有太过关注。一个月之前，母亲即将起程前往佛罗里达小住，电视播放了一段帕里克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的专访。可是我把这事忘记了，直到那天我打开电视，习惯性地转台，恰好赶上播出。这段专访很令人震撼，像母亲一样，斯维兹非常坦然地表达了他的希望与决心，他将与癌症抗争到底，虽然他知道自己终将死于癌症。

访谈刚刚播完，电话就响了。

“他是不是太棒了？”当然，我知道母亲在说斯维兹。“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她对于斯维兹的坦率以及毫不避讳谈论治疗造成的肠道问题尤为欣赏。母亲也同样坦率地谈论过这些——痉挛、腹泻，以及便秘，这些通常都是会让大家不太舒服的话题。但她坚持如此。在难民营的经历让母亲对于这些事情没有过分的拘谨，她也不认为其他人应该对此那么忌讳。

母亲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机会和胰腺癌病人聊聊，也没机会结交病友，因为大部分病人都撑不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去世了。现在她才觉得她总算遇到了一个病友，哪怕只是在电视上。她说她会把斯维兹的访谈录像带去佛罗里达，还要给她在那里的朋友们观看。

母亲抵达维罗海滩时，她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糟到她觉得跑去那里真是个天大的错误。她发高烧、浑身颤抖、腹泻、手脚麻木、恶心呕吐。不过一天后，在克服了飞行伴随的种种不适之后，她感觉好多了。她还调侃了那些在机场用轮椅作为插队道具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轮椅，却让像她这样真正需要轮椅的人，站在漫长的队列里。

“妈妈，你可以用机场的轮椅啊。”我在电话里提醒她。

“但那应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她说。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会给比她更年长的人、孕妇和孩子让座，她知道当汽车转弯时，这些人会抓不牢。她也会瞪着那些身体健康却不让座的年轻人。

母亲跟以往一样，在佛罗里达停留期间也安排了很多活动。我一到她在维罗海滩上租下的别墅里，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的计划。有我陪着母亲，父亲就能够回纽约待一个星期处理一下他的工作，我们去年也是这么协调的。大卫几天后也会过来。我的哥哥、妹妹以及家属也都已经来看过母亲了。

“早晨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看海牛。艾德里安、米洛、露西、塞伊都好喜欢海牛。”

早晨，喝一杯母亲已经准备好的咖啡，然后出门，穿过喷泉、大门、街道，来到港口。我们站在码头边缘，等着这种体型壮硕、造型奇特、灰色笨拙的海洋生物现身。

“我真希望今天能看到海牛。”母亲说。

回想这一年半，我总是被各种怪异的迷信想法突然冲击到，这就是琼·狄第恩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想法”吧。我当时的脑海里都是下面这种荒诞的句子：如果海牛出现，那么今天就会是个好日子，母亲会感觉“好多了”；如果海牛不出现，那么今天就是个“不太好”的日子。我深深地望向海水，希望能够看见一只海牛。我看向母亲，她正抿着嘴唇，好像女生弄匀口红时的动作。可是她并没有涂口红，干裂的嘴唇被风扫过一定很痛。

然后我看见海牛了，先是一只，再一只，又一只。港口混乱地停满汽艇，白色的艇身映衬着晦暗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这些船没有人开，静静地停泊在岸边。海牛们缓慢地在船只之间移动。稍远一点，是全速行驶的汽艇。当你凝视着海牛的背影时，会发现它们的背上被划出一道道巨大的结痂的伤口。

“它们被汽艇划伤了。”母亲说，“太可怕了。”

看完海牛，我们回到公寓吃早饭。吃饭时母亲坐在身边陪着我，她会努力吃一点燕麦片或是英式麦芬蛋糕，不过她的胃口实在不好。《纽约时报》过一会儿才会送来，我们吃早饭时会先看当地的报纸，母亲特别爱看房屋或公寓出售的广告。

“我们可以在这里买一间小公寓，大家都可以过来住，孩子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早饭后，就该去电脑中心了，母亲可以在那里查收她的电邮，接着去卖酒的小店买瓶红酒或者威士忌，然后去熟食店买晚餐要吃的东西，接着是超市。

我们一般会睡个午觉，然后看书，一直到四点。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时刻。当时钟准时指向四点的那一刻，我们准时出门去海滩散步。读书会现在是移动的了。母亲喜欢海滩的天然美景，她总也看不够，也期待其他人出来散步，或是带着他们的狗慢跑。母亲不只是与一些人点头致意，她还跟许多人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