歩いても 歩いても（第11/12页）

母亲第一次倒下的一年后，发生了第二次脑出血。虽说痴呆症持续恶化，但也曾一度恢复到可以坐在病床上用嘴进食，甚至医院方面还提到差不多可以开始复健了。母亲常对帮她擦脸的看护故意说些“很痛的”“你技术好差啊”之类的刻薄话逗大家笑，所以她在医院里颇得人缘。也正因如此，当我接到通知时就更加震惊。“决定了吗？若这样下去，大概只能撑四五天吧，要动手术吗？”被主治大夫这么问，我毫不犹豫地低下头说“麻烦您了”。我现在还不能让母亲死。要让她看到有出息一点的我，我想。“那么……我无法保证手术后令堂的脑功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我会尽力的。”主治大夫对我露出微笑。

手术成功了。虽然已经无法开口，眼睛也看不到，但在耳边跟她讲话，她还是会点点头或摇摇头。再接下来的半年，我每天就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一步步接近死亡。从刚开始的急救医院转到第二间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被看作一个人了。医生和看护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也没有跟她说过话。当然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母亲有说有笑的样子。我去探病，却要看到母亲被当作东西看，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每天去探病。可能是为了弥补无视父亲托梦忠告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为了惩罚犯错的自己。

转院之后没过多久，母亲便无法靠自己呼吸了。她已经不会再有任何奇迹了，这点就算我这个亲属也非常清楚。可是我还是没放弃。

“请装上人工呼吸器。”我说。

“要装吗？”

医生惊讶地看着我。

“我认为您已经充分努力过了……”

这次换我惊讶地看着医生。他露出嫌麻烦的表情。人工呼吸器一旦装上就无法轻易地拿下来。从医院的角度来看，他们当然不想持续治疗需要那么多种药物的病患。因为对于一张病床，医院所能要求的医药补助是固定的。因此，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医院当然是希望多治疗比较省钱的病患。

“就像是银行的呆账一样。多医多亏损。”

一个熟识的医生如此告诉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请他们尊重家属的期望。过了没多久，我被护士长叫去。我坐在医护中心，和几乎没有说过话的五十几岁的护士长对谈。她劝导着坚持要求加装人工呼吸器的我。

“我相信令堂也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延长寿命的。”

她试着说服我。

“我认为这完全是家属的自私。”

被这么一说，我有股冲动想要狠狠揍眼前的这个女人一拳。你懂什么？我握着拳头在心里大喊。你可以马上说出我母亲的名字吗？你从来没有在我母亲耳边跟她说过话，你凭什么断言她不想延长寿命？前一天，我才在母亲耳边问她：“还可以撑下去吗？”她清楚地点了两三次头。我问她：“会不会痛？”嗯她也清楚地点了头。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也根本没有试着去知道不是吗？我很想这么说。

“拜托您了。”

结果我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深深低下了头。因为我害怕母亲受到比现在更冷淡、更不像人的待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无法否定她说的“自私”这个词。还不想让母亲死去这个想法，确实除了我的自私之外什么都不是。

母亲被我那样的自私拖着，又多活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间，由香里生了小孩，是个女孩。母亲恐怕已经无法认知我成为父亲这件事了吧。当然，她的身体状态也早已不允许抱小孩了。所以，那三个月对母亲来说，或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也许就像医生和护士长说的，我只是延长了她的痛苦而已。

最近我常想的是：如果父亲还活着的话会怎样？身为医生的父亲会如何判断？身为丈夫会有何种感情？然后，如果大哥还活着的话会怎样？他会不会责怪我做的判断？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问自己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不知不觉间，我走到了二楼自己的房间。可能是结束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想要一个人独处吧。我穿着睡衣坐在书桌前。已经坐不太下的旋转椅吱呀作响。书桌上依旧摆着下午被我揉成球丢在那里的那篇作文。我拿起来摊开看，可能从姐姐手上抢回来的时候太过用力，左上角破了一点，还有红色的类似西瓜汁的渍。作文上画着图，那是穿着白袍、提着公文包的父亲和大哥，还有挂着听诊器、张着嘴大笑的小学生时的我。笑到看得见喉头的我，看起来真的很快乐。我拉开抽屉找着，然后在老旧的自动笔和钥匙圈后面找到了透明胶带。看起来还可以用。我把作文翻到背面，将撕破的地方细心地用胶带贴起来。这就是我这一天唯一做的一件修复作业。在那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