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 高墙 1961年 第五章

一大早，吃完早餐以后，坦尼娅·德沃尔金离开了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世界上最冷的城市。她乘坐一架苏联空军的图-16运输机返回三千英里以外的首都莫斯科。机舱被设计成能装下六个军人，但飞机的设计者没顾上考虑乘客的舒适度——座椅用扎人的铝合金制成，而且没有任何防噪音措施。航程历时八个小时，中间有一次降落加油。因为莫斯科和雅库茨克相差六个时区，所以抵达后坦尼娅正赶上另一顿早餐。

尽管莫斯科是夏天，但坦尼娅仍然带上了大衣和绒帽。走出机场以后，她打了辆车，让司机把她送回苏联特权精英所住的政府公寓。坦尼娅和妈妈安雅，以及通常被昵称为德米卡的双胞胎哥哥德米特里住在一起。她们家有三个卧室，但安雅却总说只有以苏联标准这才算是大：她小时候随外祖父格雷戈里住在柏林的外交官公寓，那时他们住的房子比这要豪华许多。

今早家里非常安静：妈妈和德米卡都上班去了。他们的外套都挂在大厅里：坦尼娅的父亲二十多年前在墙上敲了一排钉子。天气很暖和，哥哥的黑色雨衣和妈妈的棕黄色外套都留在了家里。坦尼娅把大衣挂在这些衣服旁边，把手提箱放进了自己的卧室。她原本就没指望他们在，但对母亲不能为自己烧茶，以及德米卡不能听自己的冒险经历而微微有些失望。她想过要不要去看看外祖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住在这个公寓的另一层。但她马上又想到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她冲了个澡，换了套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前往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的总部。她是这里的千多名记者之一，但像她这样能够在空军喷气机上飞来飞去的并不多。她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她的文章能在不触碰当局底线的情况下吸引年轻读者的心。知名度高也为她带来了坏处——上面经常给她分派一些难度很大的采访任务。

坦尼娅在餐厅里吃了一碗加了酸奶油的荞麦粥，然后去了自己所在的特别报道部。尽管已经名声在外，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和同事们打了招呼，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把纸和墨桶放进打字机，接着开始写起了报道。

飞机上很颠簸，根本写不了字，不过她已经在脑子里构思好了。因此现在可以根据笔记本上记录的要点飞快地写。报道鼓励苏联年轻夫妇移居到西伯利亚从事采矿和钻探业：这可不是项容易的任务。西伯利亚的监狱提供了足够的壮劳动力，但文化水平不高。西伯利亚需要的是地质学家、工程师、测量员、建筑师、化学家和管理人员。坦尼娅在报道中刻意避开了当地的男人，而是把笔墨放在了他们的妻子身上。报道一开头，她就描绘了一个在零度以下的艰苦环境里仍然能谈笑风生的年轻母亲克拉拉。

快到中午的时候，坦尼娅的编辑达尼尔·安托诺夫拿起放在托盘里的稿纸读了起来。他个子很矮，带着新闻界里不常见的礼貌优雅。“报道非常棒，”看了一会儿，他说，“剩下的什么时候能给我？”

“我已经尽量打得很快了。”

安托诺夫吞吞吐吐地说：“你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听到乌斯丁·波蒂安的消息了吗？”波蒂安是个男高音歌唱家，他在意大利演出完回国的时候，被查出私带了两本《日瓦戈医生》，现在被关在了劳改营。

坦尼娅的心因罪恶感而紧张地跳动着。安托诺夫怀疑她了吗？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直觉异常灵敏。“没有。”她撒了个谎，“为什么这样问？你听说了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说完，安托诺夫走回了自己的办公桌。

快写完第三篇报道时，彼得·奥普特金走到她的桌旁，叼着根烟看起她写的报道来。奥普特金身材矮胖，皮肤粗糙，是特别报道部的总编。和达尼尔不同，他没有编辑的资历，而是作为党代表出现在这个部门的。他的任务是确保报道不违背克里姆林宫的准则，而他立足的唯一资本是刻板的教条主义。

看了前几页以后，奥普特金对坦尼娅说：“我告诉过你不要写天气的。”他来自于莫斯科以北的一个村庄，仍然带着浓厚的苏联北方口音。

坦尼娅叹口气说：“彼得，有关西伯利亚的系列报道不可能不谈到天气。人人都知道那里很冷，没人会被糊弄的。”

“但你的报道通篇都是有关天气的描写。”

“这篇报道描写的是一个来自莫斯科，有理想有追求的苏联妇女。讲述她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养活全家——重点刻画的是她在西伯利亚的伟大经历。”

安托诺夫加入了对话。“彼得，她说得对，”他说，“如果对西伯利亚的寒冷避而不谈，读者就会知道这篇报道全是在瞎说，他们就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