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科斯特洛家族

2002　第三个人的呼吸

本质的东西无法预见。

我们都曾在人生的逆境中感受过最热烈的欢乐，

让人永久缅怀，

以致我们对苦恼也会眷念，

如果是那些苦恼带来了那些欢乐的话。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熟悉的街道上的喧闹声。

春天般温暖的气息。

这次苏醒的过程相当舒适。

我睁开眼睛，感受到了清晨的阳光。我正躺在一张深绿色的木质长椅上，旁边是一条梧桐护卫的宽阔马路。

虽然气候温和，环境也不错，但我立刻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我惊慌失措地观察着路上的车牌号码，辨认着一家绿树环绕的餐厅的名字——La Closerie de Lilas（丁香园），凝视着长椅旁边树立着的海报展架——上面正在宣传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Auberge Espagnol（《西班牙旅馆》），紧紧盯着标有街道名字的指示牌——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蒙帕纳斯大道）。

du Montparnasse（蒙帕纳斯大道）。

最后，我侧耳倾听，发现路人说的都是法语。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醒来的地点不在纽约。

而是在巴黎！

1

我跑了起来，想找一间电话亭给苏里文打电话。圣母院地铁站前面有一间，但里面睡了一个流浪汉。我看了眼电话机，突然想起来自己并没有电话卡，于是放弃了打电话的念头，决定先拦辆出租车。我向第一位停下的出租车司机解释说我只有美元，假如他愿意把我送到机场，我会付他双倍的价钱。这个司机连个“不”字都懒得说，直接把车开走了。幸运的是，第二位司机比较友善，愿意载我。

我看了眼仪表盘上的时间，现在是七点半。汽车后座上放着一份《世界报》，上面的日期是2002年6月12日星期三。头版印着球星齐达内的照片，有一个巨大的标题。

世界杯：法国队惨遭淘汰

1998年世界杯冠军赛——

“蓝色军团”遭遇重挫，0:2惨败丹麦队

这一次，我不仅穿越了九个月，而且还是在另一块大陆上醒过来的。

透过车窗，我看到一个个路牌飞驰而过，标示着一些我从未听过的地名：巴尼奥雷门、诺瓦西勒塞克、邦迪、奥奈丛林、维勒班特……车流并不拥挤，不到四十五分钟，我们就已经抵达戴高乐机场。司机建议我在2E航站楼下车，他说这里可以找到达美航空公司的售票柜台。多亏了苏里文的先见之明，我口袋里装着足够的美元，还有一本“货真价实”的护照，但愿能用。

10：35那趟航班还有空位。我用现金买了机票，又顺利通过了安检。在候机厅，我买了杯咖啡和一只葡萄干面包，然后换了些欧元，买了一张电话卡。要是能在登机前确定丽莎在纽约就好了。我拨了好多次苏里文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考虑时差的话，现在是纽约的凌晨三点，他要么睡得不省人事，要么不在家。

我在一家旅友书屋买了些美国杂志：整篇整篇的新闻报道都在谈乔治·W.布什的“反恐战争”和“邪恶轴心”。很快，广播通知旅客登机。我迅速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一位试图让儿子安静下来的母亲和一位满身汗臭、用最大音量听随身听的年轻人把我夹在了中间。

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回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去年发生的事情……

2001年9月11日，那个人间惨剧发生的日子，我在恩潘纳达-帕帕斯酒吧的厨房醒来，惊讶地发现丽莎就坐在吧台边，仿佛正在等着我。她一看到我，就泪流满面地扑进我怀里。恐怖袭击让她对生活产生了无尽的眷恋。尽管那天的状况混乱不堪，我们还是重逢了，我们还深爱着彼此。在那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我们不再克制自己，也不对明天抱任何期许。

当我“重新上路”的时候，她还在床上熟睡。

我再次消失了。

那一次，我们没有触碰任何关于未来的话题。现在，我又该期盼什么呢？她会用微笑欢迎我吗？还是两个耳光？

旅途无比漫长，这架空客飞机一降落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我就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晨边高地。

我到达街角的时候，已经快中午十二点了。我让司机等着我，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我按下门铃，却没有人来给我开门。尽管我十分小心，莉娜·马尔科维奇——那个坏脾气的邻居——还是听到了动静。她拿着一瓶催泪喷雾剂走了过来。我头也不回地跑掉了，现在可不是被警察抓住的时候。

我重新坐上出租车，朝华盛顿广场方向驶去。我敲响了苏里文家的门，但这里和丽莎家一样，没有人。我正准备转身离开，看到门环上狮子的爪子里卡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