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来到这里的孩子们一开始并不知道，特莱津也囚禁着许多一流的艺术家、音乐家、学者和教授。他们和孩子们在特莱津相遇。

这些成年人开始想，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度过非常岁月？他们也在想，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对孩子说些什么？他们甚至想到，我们也许无法活过这场战争，他们却可能活下来，未来属于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今天怎么做，对孩子才是最好的帮助？

犹太人被关在特莱津，走不出去。可是，作为所谓“模范集中营”，在特莱津内部，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最先关注这些孩子的，是集中营的犹太人委员会。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工作，必须在纳粹给出的最苛严的生存状态的缝隙中，给孩子们的生活一些改善。

在特莱津，当孩子们来到的时候，犹太人委员会有过一次非常困难的讨论。就是如何使得孩子们在集中营的生活变得容易一些。讨论之所以是艰难的，是因为整个特莱津集中营的资源不仅是有限，而是严重缺乏。假如你给孩子多一点居住空间，就意味着本来就已经非常拥挤的成人居住区，要变得更为拥挤。假如你要给孩子们多一口吃的，那么，原先已经处于饥饿状态的成人们，就要再被扣去一份口粮。许多成人由于年迈，由于疾病、营养不良，生命都已经变得十分脆弱，他们本来就挣扎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对孩子们的照顾，很可能就意味着要以一部分成人囚徒的生命作为代价。他们除了生命，已经一无所有。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一些以居住区的形式建立的集中营。在波兰的华沙集中营，他们的犹太人委员会主席是一个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在战前出版过许多儿童著作。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改变犹太儿童在华沙集中营的悲惨境遇，最后，他只能以自杀作出抗议。

在特莱津集中营的犹太人委员会担任第一任主席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雅各布·爱德斯坦（Jakub Edestein）。他坚持要给孩子优惠的生活条件。他最终说服了那些一开始下不了决心这样做的委员们。爱德斯坦的优惠儿童的措施，最终在吃、住、活动等各个领域里，都落实了。

在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先给孩子们争取更多的活动自由。成年和少年囚徒，白天都必须劳动，可是年幼儿童还不能劳动，也就缺少了户外活动的机会。一开始，许多年幼的孩子除了领三餐饭排队去食堂的时间，纳粹规定他们不准走出宿舍楼。特莱津的犹太人委员会对纳粹强调，让孩子有一定的活动，比一直憋在屋里更容易管理。他们利用纳粹也怕出乱子的心理，争取到了一些改善的条件：纳粹同意了犹太人委员会的安排，让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囚徒，和孩子们住在一起，管理和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争取，也能够安排一些囚徒，以消磨时间为理由，带领孩子做游戏、唱歌。在将近一年以后，容许孩子们有一定时间的户外活动。同意男孩在户外游戏时间可以踢球。

虽然，在生活上，孩子们相对得到了照顾，可是，雅各布·爱德斯坦知道，在囚禁中的孩子们的眼睛里，有时闪烁着一种异常的眼神，有许多没有问出来的“为什么”，却没人能够回答他们。孩子在夜半醒来，他们在空洞的黑暗中睁大眼睛，在寂静中发出轻轻的啜泣声，却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们。他知道孩子们的心灵变得超越年龄地复杂起来，可是没有一本心理学的教科书，能够化解犹太孩子的心灵悲剧。

在竭力照顾孩子们生活的同时，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开始考虑孩子们的教育。他们要把知识、艺术和良知，交给孩子，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支撑。可是纳粹严禁对孩子进行任何教育。于是，他们只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甚至违反禁令。他们把一些教师安排为宿舍的管理员，这样，就可以在带领孩子做游戏的时间里，悄悄地给孩子上课。

幸存的孩子们至今对雅各布·爱德斯坦、对教师们、对关心他们的大人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是这些大人们，在把生的希望尽可能地留给他们，也在尽可能地保护他们年幼受伤的心。虽然，爱德斯坦和犹太人委员会，并不能真正保护孩子们免受伤害，因为他们也无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一开始，犹太人委员会竭力争取一个年龄的界限，保护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不被遣送去东方，可是在一九四四年，甚至连婴儿都不能免于被遣送的命运。雅各布·爱德斯坦自己，也在一九四四年被送往奥斯威辛，被杀死在那里。他自己也只是一个集中营的囚徒。可是，幸存的孩子们，在长久地怀念着他，记得他短短的、有点乱乱的头发微卷着，记得他圆圆的脸，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他的眼睛很温和，却总是显得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