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黑寡妇”来袭（第2/4页）

这一回“印度经验”充满了惊吓与失望，不过我也因此与珍·康萍建立起新友谊。就在我情绪尚未平复之际，我踏上了回到以色列的归程。

殊不知在以色列等着我的，是一件我怎么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下飞机之后，我在大卫·本·古里安机场碰上了此生最离奇的一段遭遇。就在我出示护照后，隔间里的女子没有多做解释便找了某位安检人员陪我前去内政办公室。一切过程是如此迅速，仿佛他们早已拟定好详尽的计划，并且将细节输入每一台电脑里，所有人都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我一到场便能按计划进行后续。刚历经长途飞行的我已疲惫不堪，况且我全然没料想到我的中东生活还会无故碰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新转折，困惑的我坐在以色列内政部机场办公室的长椅上等待着。约莫一小时过后，一位女性安检官员走进等候区喊了我的名字。她要我跟着她来到另一间等候室，里头有第三位身着制服的女性安检官正等着我，我从她颈上挂着的名牌得知她叫作洛妮特。

洛妮特开始讯问我，她一开口便说我丈夫违反以色列法律，因此身为妻子的我也违法，为此他们必须把我遣返回我的出发地。我起初惊讶到无法言语，当我终于开口后，我问她我丈夫犯了什么法。她说他没有更新他的工作许可。由于内政部拒绝延长他的工作签证，五年期满后他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他们的调查显示他期满后仍逗留在以色列境内，因此他们奉命将他全家驱逐出境。我客气地表示他是犹太人，根据以色列返乡法规定，以色列必须提供全世界的犹太人庇护。“那他为什么不正式入籍以色列？如果他想回来，他可以在他祖国办理入籍手续。在此之前你和他都不能入境以色列。”那位官员说道。

我说我丈夫是否要入籍是由他来决定的，但我是英国公民，我没有非法入境，我的签证从来没有过期。“你不可以没有理由就拒绝我入境！”

他们说他们不需要理由。我和我的丈夫都打算在以色列“定居”，而他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既然我丈夫不愿意以犹太人的身份在这儿住下，那我们就是非法入侵者。

“我可以请问你站在哪一边吗？”里欧最近一次从安曼入境时，他在艾伦比桥被问了这个问题。他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对你来说‘我们’是指谁？‘他们’又是指谁？如果你把这片土地上接近半数的人口都当成‘他们’，你要我怎么站在你那一边？”

好吧，看来他这个答案不大受欢迎。他在内政部资料里的个人档案早被注记为“同情阿拉伯人士”，这个答案可能又让他本就不甚光彩的档案雪上加霜。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身在此处？我从不曾蓄意做出任何表达政治倾向的举动，甚至我许多阿拉伯朋友都开玩笑说，我的纪录片鼓舞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猎巫心态。他们说以色列主流观众会喜爱我这部片，因为它符合他们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情结。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当我采访名誉杀人案件的幸存者时格外谨慎。令我沮丧的是里欧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的话也许不中听，但我确实多少助长了以色列一贯抨击伊斯兰教的政策，甚至在日渐污名化伊斯兰教的西方社会里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其间，内政部职员与她的上司确认过后回来告诉我，这不是恐吓，我是确确实实要被遣返出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很放松，完全没想过方才关于我丈夫签证逾期逗留的种种纷争会当真让我被这个已经住了五年的国家驱除出境。未露面的长官下达最后指令后，我在警察陪同下不停被带到不同的房间，没有任何一位内政部代表愿意跟我说话，没有人愿意好好听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是外交部送我去印度，我在德里可是代表以色列的贵宾！我甚至还受邀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马克·苏弗以及大使夫人莎拉一起在他们的私宅用餐。

他们对我的故事毫无半点兴趣。我冒着被拘捕与监禁一夜的风险，一度以呼喊与流泪让一位于机场工作的内政部大官听见我想传递的讯息。他走出来跟我说他不在意究竟是不是外交部替我付了飞往印度的机票，因为他现在正准备要外交部负担我被遣返的费用。

我想当晚我之所以没有被拘捕，是因为幕后下驱逐令的高官想必与里欧有私仇，对方不希望法院介入审理以免驱除令被法院驳回。拘留我一夜只会对我有利，让我争取到更多时间。这一切实在是阴暗、官僚到简直荒谬的境界，我对这些造成我心理创伤的官员大喊，我说我已经打电话给律师了，他们如此野蛮的行径绝对不会得逞，负责此事的官员以为我听不懂希伯来语，他对他的属下用希伯来语说他倒想看看是法院撤销遣返的禁制令先到，还是他们会先成功把我给踢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