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2页）

这招确实高明，既承认了错误，又表了忠心。我看着董胖子回锅肉一样的肥脸，心里又腻歪又佩服，这下估计总公司不会把他一撸到底了，最多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一下。那么，我想，我的苦日子就不远了。

董胖子一开始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胖乎乎的，显得很是憨厚实在。一九九六年上半年，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他结婚时我还送了个二百元的红包——这在当时算是重礼了。真正交恶是从他当人事部主管开始，那时我还是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当官后的董胖子随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说话时嘴里像含着母牛屁股。有一天他桌上放着一份文件，我无意中瞧了一眼，他立刻像做贼一样捂起来，说：“这不是你应该看的。”我拂袖而去，心里愤怒声讨他的鸡巴德性。从那以后我们一直面和心不和，很快我也开始升官，从主管到经理，青云直上，比他还高一级，董胖子嫉妒之余就开始人前人后说我的坏话，我也没客气，逢开会就旁敲侧击地攻击他的虚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扮君子，台下扒裙子。几番交手，各有死伤，但战火一直在地下燃烧，直到他当上总经理后才算是进入白热化。

下班后去医院看了看老爷子，妈妈正扶着他在病房里走步，看着老两口相濡以沫的样子，我心里很羡慕，想三十年后我和赵悦会不会也有这么一天。我爸住院的这段时间，我和赵悦忙得连架都顾不上吵，彼此之间有点相敬如宾的客气。不过那个电话一直像把刀一样横在心里，刺穿了拥抱、亲吻和所有的甜言蜜语，随时随地扎得我心生疼。高中的物理老师给我讲过“熵”的含义，我想生活其实也是一个熵，一直在慢慢残缺，永不可能完美。

在卡上提了两千元，还李良的。其实我光在麻将桌上借他的钱就不下一两万，还钱云云，只是我的姿态。我另外还有个小算盘：到关键时刻，恐怕也只有向李良借钱，我必须把他心中的疑虑去掉才行。

李良依然在打麻将，叶梅坐他对面，打横坐着两个男的，我不认识。这情景和两个月前我来这里时一模一样，生活在一些似笑似哭的表情中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原地，就像我当初只是做了一个梦，醒来后黄梁已熟，朱颜依旧，CD中放的还是莎拉·布莱曼，李良还是在做碰碰和。

叶梅看见我，脸微微地红了红，不知道这个细节有没有被李良看在眼里。我把钱掏给李良，被他踢了一脚，说你真恶心，那可是我孝敬你们老汉的。我讪讪地把钱又装回口袋，叶梅鄙夷地看我一眼，我的脸腾地红了，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李良问我知不知道老大的事，我说老大怎么了，他把牌扣下，看着我，缓缓地说老大前两天被人打死了，在沈阳，一个小痞子干的，我一下子呆在当场。

老大叫童钦伟，身高一米八五，标准的东北大汉。毕业后分回老家，据说混得很不如意，先被开除公职，接着又离了婚，潦倒得一塌糊涂。一九九九年他到过成都一次，坐下来就长吁短叹的，满脸都是杨白劳。才四年没见，他都有白头发了，看得我们心里很难受。走的时候我、李良和王大头给他凑了万把块钱，老大感动得嘴唇直哆嗦。一年后，听说他四处找同学借钱，有了钱就去玩女人，陈超特意打电话来叮嘱：“千万别给他钱，他整个人都变了。”

老大是我们班公认的最讲义气的汉子，只要有打架的事，跟他说一声，他保准会一马当先冲在前头。除了喝酒，他最喜欢的就是谈论女人，陈超的大部分性知识都是他传授的。有一天李良在宿舍里朗诵舒婷的《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老大说这诗不好，要我就这么写：“与其在被窝里自摸千年/不如在爱人身上痛干一晚。”从此以后我们就叫他“痛干上人”。

李良叹了一口气，说来得也太快了，没想到老大是这么个结局。我没说话，想起老大骑自行车带着我在校园里到处乱窜，对我说，“现在要是有个娘们儿肯让我干，我命都可以给她。”八年之后，他已经变成飞灰，但他愿意以生命换取的幸福，似乎仍是遥不可及。

这事让我的情绪极其低落，吃完饭赵悦指使我去洗碗，我装作没听见，坐在沙发上愣愣地啃指甲，赵悦有点不高兴，起身把碗洗了，摔得叮叮当当响，我不耐烦地说了句：“你要不想洗就放着，别动不动就甩脸子给我看。”

赵悦冷笑一声，说到底是谁甩脸子给谁看，从一进家门你就爱理不理的，“有什么不满意的你就直说！”我说我能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又没有半夜三点钟给我打电话的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