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第2/3页）

金海湾那夜之后，赵悦一反常态地没有任何反应。我本来以为她会打电话质问我，在心里设计了无数种应对方案：骂她下贱、淫荡、无耻，或者说她蠢得像猪一样，明摆着是耍她都看不出来，或者连接都不接，让她自己慢慢想去吧哭去吧恨去吧死去吧，我会在旁边微笑的。

但她始终没打那个电话，这让我十分失落，像是铆足了劲一拳打在空处，闪得生疼。她结婚那天我本想祝贺一下的，词都想好了：狗男女终成眷属，贱骨头不得好死。然后再重重地呸上一声，拨过去才知道赵悦连手机号码都换了。

那夜在内江醒来，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四肢无力，脑子却无比清醒。想想自己二十八年来的人生，苦苦折腾了半天，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抓住，连老本都丢光了，忍不住又掉了两滴眼泪。赵悦这时估计正在和姓杨的厮杀吧，不知道会不会跟他“口吃”，脑袋前后摇摆，嘴里唔唔有声。我越想越气，一脚把被子蹬下床，心里恨恨地想：日他妈，这事还没完！

在火车上睡了一夜，嘴里又腥又苦，裤子前面支棱着，背了半天领袖语录才敢下床。这是我们系主任的经验之谈，他的名言是：政治导致阳痿，文学治疗阳痿。所以我还应该背两句诗：

提提裤子下床来，

有谁看见我的鞋？

那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说没想到臭总您还是个诗人。自从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后，她们就一直叫我“臭总”，我一脸坏笑，请她们吃灯影牛肉，一递一接间顺手摸了高个子姑娘一把，她脸红了红，不过没有退缩，我心里一阵高兴，越看她越漂亮，越看她越像我盘里的菜，忍不住笑出声来。

又胡扯了半个多小时，火车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嚣杂乱，出站口挤满了人，像洪水过后的蚂蚁，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断手地爬进这个危险的城市，在每一条小巷、每一栋房子里挖坑、刨土，然后跳进去将自己深深掩埋，永远不得重生。

我坚持要把两个姑娘送回家，她们说不用客气，我板起脸，向她们讲解社会的险恶：“到处都是坏人，我怎么放心你们自己回家？”然后批评她们的错误：“你们长成这样子，给社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啊？上万头色狼都盯着呢。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我怎么能看着犯罪率上升而无动于衷呢？”她们都笑，说就你最像色狼，还说别人。

这年头的姑娘们都喜欢坏男人，只要嘴皮子灵便，再加上点不要脸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妇女都能生擒。还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说自己是个坏蛋，她就越关注你的优点。李良在这方面总是不开窍，他身体的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想跟我学着泡妞，我带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吧，我每次都小有斩获，他却总是空手而回。我详细地分析了我们的战略战术，发现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一开口就承认自己是个色狼，他却总是跟人讲人生、讲理想，甚至讲共产主义道德。李良啊！

李良没死。他回学校去了。我刚离开成都，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时车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润发翻滚倒地，张艾嘉和他儿子在场外失声痛哭，在跌跌撞撞的头盔下，看见发哥异常平静的眼神，诉说无尽忧伤，“那悲歌总会在梦里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旁边一个胡子拉碴的家伙哭得泣不成声，我心里跳了跳，对李良说：“你妈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李良轻轻地笑了一声，说这么多年了，最让我留恋的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光。

毕业前李良在文学社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园》，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诵：

“图书馆总是借不到你想要的书，寝室里总是有股汗脚味，老大的墙上糊着张曼玉，胸前用钢笔画了两个圈，这是他理想中的爱人；陈重的书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许有一天他会杀人；王林肚皮上有块恶心的胎记，他说长这种胎记的人都当大官……

……

我在最后的段落里热泪满眼，青春的序曲还在回响，而我却将永远离开……无论我将来成功还是失败，悲伤或者幸福，你都会看到，在我生命的最深处，有一个永远不能抵达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良永远都长不大，他总在怀念过去。有一个寓言是这样的：给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还是先吃小的？我选择大的，说明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一个生活的透支者，虽然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却越来越小；王大头选择小的，说明他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希望常在，却永远不能抵达；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个葡萄收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