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屈原大夫恐不知——两千余年后一位拾掇着他的《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一句中“望舒”二字而成长起来的后世诗人，将一首诗篇《雨巷》摆进了中国现代诗歌博物馆里的不刊之位；而在这位后世诗人的墓碑上亲笔题写“诗人戴望舒之墓”的中国现代大文豪茅盾先生——则有机会慧眼如炬地在当时诗坛纷繁的星空中，找到属于这位后世诗人的不朽之星象。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安，又名戴梦鸥，1905年3月5日，在西子湖畔的一个小康之家诞生，其母卓佩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些为日后戴望舒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戴望舒对文学的喜爱始于在杭州宗文中学求学的时代，那时他就和施蛰存、杜衡一起探讨诗歌艺术、办文艺刊物等。1923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这段时期，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雨果对他影响甚深，晚唐诗人伤感而纤弱的艺术气氛也深深吸引了他，因而此时他的诗歌距离现实生活较远，而带有某种“泄露隐秘的灵魂”的特性。

1925年，因为“五卅”惨案及之后的学生运动，上海大学被查封，戴望舒遂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此时他从浪漫派的身边走开，转而走向法国象征派诗歌，如魏尔伦等诗人的作品，并且开始对一些法国象征派诗歌进行翻译，由此也极大地影响了他此后的诗歌创作。1926年春，戴望舒的诗歌开始出现于他和施蛰存合编的《璎珞》旬刊上。可是政治事件频发，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戴望舒只能避离上海，先至江苏松江，后抵北京，与冯雪峰、李霁野等人结识，并在《莽原》上发表诗作。1928年戴望舒回到上海，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的生活，其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一起创办了《文学工场》。在这期间，他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为了表达他深沉的爱情，戴望舒用充满忧郁的诗来表达他的感受。

1929年4月，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这本诗集集中展现了他早期象征主义的诗歌创作，《雨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这首诗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称赞，称其“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一时之间广为传诵，戴望舒也由此获得“雨巷诗人”的称号。

1930年3月2日，经由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不久之后，他因对某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与左翼作家有分歧，不满意于无产阶级文学及其创作题材的狭窄和艺术的贫弱，开始转向于表现自己的另一种艺术潮流。1932年5月，他参加创办《现代》杂志，领中国现代派诗歌之风骚。11月初戴望舒赴法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里昂中法大学。不过在留学期间，他并不喜欢去课堂听课，而是在翻译外国文学著作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当时翻译的作品有《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和《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另外对西班牙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有研读。留法期间，他进一步领略了法国驳杂的艺术，由对象征主义的热衷而转向对现代派、超现实主义诗人的推崇。从艾吕雅、许拜维艾尔等诗人那里，他进一步体味了诗是一种心灵“难以把握得住的东西”的艺术观念。1933年，戴望舒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他不断用《路上小语》、《夜》、《独自的时候》、《到我这里来》向他心爱的姑娘表白自己的心迹，泣诉深沉的爱情。至1935年春天，由于他参加了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反法西斯游行，被学校开除，于是由巴黎回国。

回国后的1936年10月，戴望舒和冯至、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等人创办了中国现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即《新诗》月刊。1937年1月，戴望舒诗歌创作合集《望舒诗稿》出版。但《新诗》却在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0期。这短短的10期，恰是现代派诗人、新月派诗人共同交流的重要之所。

抗战爆发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与许地山等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任理事，后在文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讲课。这期间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8月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他决心在敌人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国内的和流亡在香港、南洋的许多作家，都成了《星座》的作者。该刊成为当时文化界支持以文艺为武器、为民族危亡尽力的一个重要阵地。1939年戴望舒和艾青主编《顶点》，宣传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