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后，在新诗的许多形式中，有一种叫做“短诗”或“小诗”的。这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因为我写过《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集子里，都是短诗，人家就以为是我起头写的。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写的全集《自序》中，曾有这么一段：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说一下《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来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

以后，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写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登出的时候，却以分行的诗的形式排印了，下面还附有编者的按语，是：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极饶诗趣的东西，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于是，我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有的是有韵的，也有的是无韵的，不在这篇题目之内，暂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写作历史交代过，现在我自己重翻这两本东西，觉得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点——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新诗也有很大的缺点，最根本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却只注意到描写到身边琐事，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既没有表现劳动群众的情感思想，也没有用劳动群众所喜爱熟悉的语言形式。音乐性还是重要的，劳动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时候，唱出的总是有韵的，我还没有读过工农兵写的无韵的诗。至于形式的短小，却不是一个缺点，现在绝大多数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么？劳动群众的诗，短小而不单薄，豪迈而不草率，此中消息，还得从诗人的思想意识里去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