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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书很沉。我非常激动地回到家里，我发现那些书不是旧书，以前奥利维耶罗老师给我找的书都是二手书，通常都散发着难闻的味道，但莉拉给我的书是新书，散发着墨香，在这些书中间还有一些词典：“津加雷利”、“罗西”和“卡龙奇—乔尔乔斯”3，那都是老师从来没能搞到的。

通常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我的母亲总是会说一些鄙夷的话，但这次她看到我打开那些书的包装，忽然哭了起来。她的这种反常表现让我很惊异，也有些惊恐，我马上跑到她跟前，用手抚摸着她的胳膊。也很难说清楚是什么打动了她：也许是因为肉食店老板娘的慷慨，也许是因为在贫穷面前，她的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她很快平静下来了，嘀咕了几句我没听清楚的话，然后就去忙她的了。

在我和几个弟弟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有一张拼起来的小桌子，上面有很多虫洞，通常我就在那张桌子前写作业。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在桌子上，看着它们整齐地靠墙排列着，我顿时充满了能量。

时光飞驰而去，我把暑假时加利亚尼老师借给我的书还了回去，她又借给了我其他书，这些书更加难懂。我每个星期天都非常专注地读这些书，但我看不太懂，我一行一行地看，翻页，但那些很长的复句让我很烦，我摸不透那些文字的意思。高二的一整年，我都是一边学习，一边读这些很难懂的书，我觉得辛苦，但很满意，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有一天，加利亚尼老师问我：

“格雷科，你在读什么报纸？”

这个问题让我非常尴尬，就像那次在莉拉地婚礼上我和尼诺谈话时的感觉。加利亚尼老师想当然地认为，我在家里也会读报，但在我生活的环境里，读报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怎么才能告诉她，我父亲从来不买报纸，我从来都没读过报纸？我觉得我开不了口，我拼命地回想，帕斯卡莱作为一个共产党，他在读什么报纸，但我什么也没想起来。这时候，我想起了多纳托·萨拉托雷在伊斯基亚岛的沙滩上读的报纸，我想起来他给《罗马报》写文章，于是我回答说：

“我读《罗马报》。”

老师脸上露出带着些讽刺的微笑，从那天开始，她把自己看过的报纸给我看。她会买两份报纸，有时候会买三份，在放学的时候，她会给我一份。我对她表示感谢，回家的路上，我感到格外沉重，这对我来说是又多了一份家庭作业。

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把报纸随手放在家里，打算做完作业再看，但到了晚上，我发现报纸消失了，我父亲已经把报纸据为己有，他在床上，或者在厕所里读那些报纸。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把报纸藏在课本中间，只有在晚上大家都睡着时才拿出来。有时候老师给我的是《团结报》，有时候是《晨报》或《晚邮报》，但是我觉得这三份报纸对我来说都很难懂，那就像看系列漫画书，从中间捡起来一本看，却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一个专栏一个专栏地翻阅，不是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出于义务，就像学校里的功课一样，我希望我今天看不懂的地方，如果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看懂。

那段时间我和莉拉见面的次数很少。有时候放学之后，我马上跑回家做完作业，然后去新肉食店找她。我肚子很饿，她知道这一点，就马上给我做一个里面夹着很多肉食和奶酪的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我会用标准意大利语说一些我从书中或者从加利亚尼老师的报纸上看来的句子。我记得我说了在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那些残酷的事，还有现在人们本可以做的事情，我还提到了核战争对人类和平的威胁，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通过自己发明的工具来驯服自然，现在我们的工具变得比自然更加可怕；还说到了我们需要一种文明，来和人类的痛苦做斗争，我们要消除人类所遭的罪；我也提到了宗教会从人的意识里消失，我们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没有阶级差别，人们对于社会和生活都会有一个比较科学、理性的认识。我跟她说了很多很多，一方面是因为我要向她展示，我的每门功课都有考八分的希望，另一方面，我好像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她能反驳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以前那样进行讨论。但她几乎什么都没说，有时候表现得有些尴尬，好像听不明白我说的话。或者她说几句，最后以这样的表达结束——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她开始谈到了堂·阿奇勒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还有索拉拉家的钱，有时候是当着卡门的面说这些，卡门也很快表示认同。但一有顾客进来买东西，她马上就不说了，变得非常客气，非常殷勤，马上切东西称重，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