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是时候回归到对“女权主义”本质的讨论了。事实上，当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看待她们在现代社会所经受的风险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把握为她们所承受的一切划分出明确的道德边界。她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诉诸法律或向议会要求平等权利得到解决。尽管这样的方式很重要，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利于女权主义得到真正的理解。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无比重要的事实是，这种通过强制方式实现的“平等”，往往会使问题进入到更加不可解决的状态——当矛盾彻底激化时，那些原始的、濒于消弭的所谓“原始权威”甚至会因此而死灰复燃。对于女性来说，解决问题更好的方式，必定是继续争取自己应有的自由，但绝非是以没有理性的方式。

我所谈论的“女性”仅仅指的是“女性中的一部分”。任何女权主义者都没有权力声称自己可以代表所有女性。在本书中，我试图沿着那些曾教会我独立思考，以及那些可以为我们勾勒出女权主义全新轮廓的杰出女性的生命轨迹，探讨女权主义的真实含义。一个人或许会支持女性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做的辩护，但当我们由问题的表面进一步去挖掘人性与历史的负面时，我们所可能触碰到的却往往是主流观念所不愿意面对的内容。我们需要利用女性自身的能力来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并以这样的方式吸引更多人介入更深入的讨论之中，从而还原这些故事的本质。我们需要一种“无所畏惧”的女权主义，即将那些最卑鄙、最令人不快的内容也包含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而非一味地抗拒它们。这想必会与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渴望的那种理性的、平衡的，那种所谓女性可以“自己主宰命运”的理想世界有所出入。这并非是由于这样的愿望本身不切实际，或是一个疯狂而卑鄙的世界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期待，而是对于女性本身来说，她们就拥有看穿这世界的疯狂、冷酷无情，看穿人们往往会因利己而摒弃公平的真实模样的天赋。但出于对理想的狂热，女人们却更倾向于将自己隐约感觉到的这些掩埋起来，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去。

在性别平等主义者的口中，“个人即政治”显然已是老生常谈。这种观点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恰当地将注意力投向女人原本私密的私人领域，却在多数时候屡屡为“家族权威”侵犯。但或许是由于它主动回避了对这一问题里最关键的部分——“当我们谈论个人及私密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的讨论，它作为一种观点的价值，在今天正在渐渐褪色。事实上，对于苦难中的女性而言，她们承受的，并非只是来自暴力的侵犯，同时也包含了某种目的性的匮乏。如果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的那些杰出女性，恰好满足了我所试图证实的观点，那正是因为她们都曾对人格的完整进行过无比艰难而卓越的追求。借由她们的梦想与噩梦，我们可以看到这世界最龌龊不堪的部分，而那恰恰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用托妮·莫里森的话说，“那些不可言说之物”。）

因而这部讲述女人们悲惨境遇的作品，同时也是一次对“女权主义”本身的反思。我们需要回到那个最初的赌注：个人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为它添上新的注脚。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她们应当将自己在黑暗中遭遇和学会的一切告诉这个世界，而非一味地将自己的要求诉诸政治。事实上，当性别问题被放置在政治的语境下进行讨论时，它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使本就混乱的“政治圆桌”变得更加混乱。所有问题都应当在它自己的语境下被讨论，因此，比起如何通过政治参与改变性别问题的现状，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当性别平等者通过政治参与及其他手段使自己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时，这种意识究竟会对现实社会中的个人话语与观念产生怎样有意或无意的限制？

但当我试图寻找有关这个问题的线索时，我发现自己逐渐深入的是一个更加黑暗的境地：在我们的时代，女性所遭受的苦难，通常是隐性的、不可见的。基于此，我尝试遵循另外一条路径——通过把握那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女性的经历，来探讨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状况。我将第二部分视作一个尽管悲观但至关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一部分提供的案例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至今仍然未能摆脱“家族权威”统治的阴影。那些仍然屡屡发生的“荣誉杀人”事件，就好像是一道道刺眼的标记，嘲笑着女权主义者们自鸣得意的“成果”，以及天生乐观者对女性自由程度的错误估计。没有什么比那些可以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的“艳照”更有说服力了——而这类事件的受害者往往只能是女性。尽管我们坚信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至少可以维持“基本水准”之上的自由，但当矛盾真正产生时，这类事件却通常会包含某种“失控”的因子。当然，我们也绝不可以忽视，与这些“隐性伤害”相对的，那些对女性人格肆无忌惮的凌驾，仍然留存在我们的“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