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第3/11页）

最后展出的是一份活着的档案。伴随着参与者选择的版画与摄影作品的是一个再创造的历史“声音”，一个双频道的视频装置，其一展示的是参与者的描述，而另一个则来自于悬置在图像之上的摄像机。“我选择了它，”一位选择了1930年刘易斯·H.海恩的摄影作品，上面的女孩正在给生发水装瓶的女士表示，“因为她是个年轻的女孩。”“我确信，"1933年，海恩在一封关于这件作品的信里写道，“围绕人们经过多年生活与工作的面孔进行的艺术创作可以成为一份具有永久价值的记录。它要比琢磨由虚幻的光影形成的几何图案并加以呈现更加重要。人像艺术就像是摄影艺术里的爵士乐一样迷人。”这体现了一种纯粹主义。就像是在公然蔑视自己的技巧，他专心致志想要让作品实现一种返璞归真，从而呈现多年的岁月与工作带给人的改变，甚至一个年轻女孩的样子，也只是在这容貌消失之前的匆匆记录。格尔兹的目标是激发我们自己的好奇，就像是那位选择了年轻女孩的女士，她十分想知道这个女孩当时的想法。“她是否知道，如果自己生活在其他年代，她的生命或许会有其他选择？这是她唯一的选择吗？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这样的工作？她还会被要求做一些其他的事吗？”

在谈论女人们无法言说的生活方面，作品《描述劳动》是对《声音机器》的完美补充。与参与者相似，或者不如说与他们一起，我们被邀请钻研工作之于这个世界深层次的意义，以及这个仍然会被提醒，女人扮演重要角色的世界内涵。如果女性主义历史学者们可以对这些女性投入足够多的关注，她们可以看到的这些女性自身的价值，在有价值的艺术作品里的频繁程度是不相称的（或者说他们假装自己在做一项浪漫化的工作，让一部分劳作可以在这些形象上迅速溶解）。由于不必一定要这样来呈现事实，格尔兹的参与者们会在评价作品时投入男权色彩的思维。这包括对于作品本身的第一观感、定位。例如面对一幅展示女工正弯腰驼背在黑暗的焊接厂工作的图片，仅仅关注她的内衣（画面中间燃烧的火焰发出的光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进一步反衬了黑暗的环境）：“男人并没有在这令人恐惧的、要付出巨大气力的车间里工作，而是女人在做这些。你大概以为她会在缝纫机前，或是水槽旁，或是在家里工作。这令我非常感动。”而在另一幅画面里，一个女人坐在辛格缝纫机前工作，但她却极不协调地戴着一条珍珠项链：“我不太清楚一个人会不会真的平时就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去工作。”这也许意味着一种“授权”（其他人大概会觉得这代表了一种“装腔作势”）；或许她这样做是希望可以“抬高自己”。格尔兹的这种实例化对话，并不会被直接转化成历史语言记录下来；它其实是给影像里的女人另外的一个机会，让她可以从原本赋予她的历史意义里抽离片刻、侧身离开——这种欲念只能通过最明确的细节体现出来，从而升华社会生活的意义。“这是她唯一的选择吗？”

很多图片都与战争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女人们在照片里正做着原本属于男人的工作，她们紧紧抓住了自己的女性特质，例如内衣、珍珠——来面对这样残忍而无差别的劳动。她们中许多人，会随着战争结束而理所当然地被解雇。在卢森堡看来，“一战”的最大悲剧，就是工人们分别站在冲突的对立阵营里。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太轻易并且任劳任怨地被战争机器雇佣（展览中并没有任何怀旧元素出现，这些工人的形象都是非理想化的。在名为《为美国而工作》的影像中，一具暴露着肌肉、几近疯狂、闪闪发光的男性躯体。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安放在大锤之下。在背景布上，亮红色的工厂堆叠着不断涌出的蓝色烟雾，而密密麻麻的士兵则在他脚的位置上若隐若现，依稀可辨。这个标题令我们想起1917年4月17日，在美国宣布参与“一战”后十一天，威尔逊总统建立了公众信息委员会。它的目标正如它的名称显示的，是要凝聚“合众国的精神力量”，同时鼓舞“人民战争”的信念（让人民如卢森堡哀叹的那样，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奉献全部）。“图片宣传部”是这一委员会的核心组织，该组织负责人曾表示，“美国不只是需要海报，而是需要最好的海报。”渐渐地，在格尔兹的展示里选择了这幅图片的男人们，明白了为何图中的男性躯体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画面上有红、白、蓝！而你为何对它无动于衷呢？显然是因为被过分强调爱国心和力量。”

格尔兹总会把自己放在这种历史与力量的另一面。正因此，她才和本书中谈论的其他女性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她最喜欢的国家是瑞典，因为那里看起来似乎奇迹般地坚持自己的民族认知，而拒绝接受欧洲所谓的共同价值。2002年，她的作品《白人离开——在讲述与倾听之间》以一位现在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萨米族[1]社群中的女性为主角（这一族群多以拉普兰人而为人熟知），记录了她在现居地以及返回出生地后的记忆、思考与感慨（两段视频在展示现场同时播出。最初激发格尔兹灵感的，是在萨米人的语言里，并没有关于战争的表达。1918年，托克尔·托马森（Torkel Tomasson）在关于拉普兰人的论述中表示，“我们无法否认，对于真理的认知程度，就像瑞典政治家们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拉普兰人，确实要比欧洲主要文明都要优越，尤其是当后者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时。”而这些言辞也作为作品的素材，在第一段视频里由格尔兹要求萨米族女人对它们作出评价。还是让我们回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那段引发了许多在本书中出现的故事的历史事件。事实上，格尔兹希望阐明的，是这场战争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具毁灭性，其影响甚至仍然作用于我们身上。和其他两位艺术家，泰蕾莎·奥尔顿以及耶尔·芭塔娜一样，她还提醒我们，这段历史并没有完结。她们的艺术作品的前提，也正是这些尚未完成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