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返乡之约：耶尔·芭塔娜（第2/9页）

显然，邀请芭塔娜这样一位艺术家来参加双年展，乍看起来是有些疯狂的。但事情的结果至少显示了波兰当局的态度（这一事件最终得到了波兰文化部的官方许可）。事实上，芭塔娜是所有代表波兰参展的艺术家里，唯一一个非波兰裔人士。而在我的论述过程里，大多疯狂背后其实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它通常意味着一些人——尤其是女人——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被激发。仅仅用想象，便可以构筑出历史本身，正是芭塔娜非凡的天赋。电影的功能，往往在于令非真实的生活以近乎真实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而这份真实的部分往往包含了热诚的渴望与恐惧。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想象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它不同于所谓的恐怖电影，后者从未想要让流行的想象固化成为一种类型。而芭塔娜则利用电影为她提供的、可以肆意添加恐怖的虚构许可，来让尚不存在的历史在极端压抑的情况下表现出极致的形式。《玛丽·科兹玛丽》（Mary Koszmary）或《噩梦》（Nightmares）是三部曲中第一部的标题，再度显示了作品的黑暗气氛。致幻、癫狂、谵妄往往会成为她作品里显露出的主题。而芭塔娜在作品里再一次强调的是，历史作为一种转向，极易发生在一个民族共同的无意识状态下。她是幽灵追踪者，和格尔兹类似，她也在揭露欧洲的过去，来回应此刻至少在波兰渴望被忘掉的内容和遗忘本身。如果说格尔兹搜集的是来自移民者与“生活不适者”的故事，是为了保全欧洲被遗忘的声音，那么芭塔娜所做的，仍旧是为了让那些不可言说之物，得以走出黑夜。这就像是卢森堡1907年写给约吉谢斯的信里所表示的，她渴望跳进伦敦街头的黑色旋涡，介入到那些必然会让她迷失的危险之中。而耶尔·芭塔娜其实走得更远。在她工作的核心，始终有一个诉求，而那正是令卢森堡的自我探索陷入僵局的内容。她更清楚地了解，这样做的后果，很容易使人们遭遇到认知上可能存在的界限，以至于要忍受审美与政治层面上的双重煎熬。“这实在是深入而形而上的联结，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对波兰如此评价。为了拍摄电影作品，她在这里住了四年。“这里有东西十分吸引我，我希望可以就此揭开所有伤疤。”

在本书里，耶尔·芭塔娜的工作，实际上将我们的讨论推到了最远的边界：女人知道如何去发掘历史深层次的内容，使之在迫切被遗忘的现状下，得以重构与讲述——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构筑自己的家园。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女性并没有太多理由，去相信世界性的、易碎的，有关平衡的谎言。一个叫里福科的女人出演了全部三部作品。在完结篇《暗杀》（Assassination）里，她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逃亡者。她背负着来自每个人的、历史身份的重负，回到了波兰。她是来给那些前来为被暗杀——正是电影标题所指的那场“暗杀”——的谢拉科沃斯基哀悼的善良的人提出忠告的（这场追悼在电影里是极度悲伤和宏伟堂皇的高潮部分）。“我是回归的幽灵。”她这样宣布，“回归到回归自己。”而当她直视镜头，说出这些话时，需要回归自我的仿佛是我们自己——而她则是观众。毫不保留地，她说出了人们在内心隐秘的赌注：“我在这里，就是为了戳穿你们在遗忘之后重新获得的扭曲的身份。”对于明眼人来说，她的身份是很为人熟知的：“我无处不在。”无须过多介绍，也正是谢拉科沃斯基在影片开头慷慨激昂的演说，赋予了她戳穿自己的权力：“你觉得那个睡在里福科被子下的老女人不想见你吗？她忘了你吗？你错了，她每晚都会梦到你，梦到胆战心惊。”这是个值得讨论的想象：流放和杀害犹太人，却让波兰人的每个夜晚，都像是在和那些犹太人同床共枕。

芭塔娜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用来描述私密的精神历程。而在其中，他们可以找到那些他们所极力尝试过，精神与身体上都曾努力抗拒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看起来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看起来却又那么迫切。在这里，基于理解彼此而进行尝试治愈与和解，不再是一种礼貌而文明的恳求，并且或多或少需要保证完整的距离。正如我们在萨洛蒙的画作中看到的，精神的重负所带来的是出乎本能的、锥心的刺痛感。在蔑视所有的国家界线、所有依赖道德与伦理实现的区分的情况下，芭塔娜决定向自己的敌人们喊话，来确认他们所拥有之物，让不同的大陆与离散的人群重新归于统一，去触摸、感受、嗅探他们所憎恶的一切，从而真正实现内里的沟通无间。“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深知，我们无法一个人过活，”谢拉科沃斯基宣称，“我们需要他人，而在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们和你们更亲近了！“（”亲近的他人”本就是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那些人本就是你不亲近，也不想亲近的“他人”。）而在整个犹太裔波兰人所遭受的历史前提下，这种提议就更值得注意了。“这种鸿沟仍然是两个社群彼此分离的原因。而这也是他们各自历史常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认知。”艾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她有关波兰人与犹太人的研究专著的结尾写道。这本书名为《斯戴欧》（shtetl），是犹太人小村（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地区的犹太人聚居区）的专有名词。事实上，尽管曾朝夕相处，但我们仍然无法确信，犹太人与波兰人是否已经对彼此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在书的开头，她便写道，这两个族群实际上是“生活在有实际意义的了解水平之下”。在艾娃看来，他们“在真实范围内接纳的道德生活准则下，在并没有办法彼此分享”的那个世界里彼此之间无法得到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