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胜利煤矿坐落在民郊县万山镇上，拿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阶级曾让河东、河西村的农民兄弟羡慕了几十年。河西村党支部书记兼万山集团总裁庄群义至今还记得，当年为了能到矿上当工人，自己曾付出了怎样的一份心酸。因为矿上采煤征地，河西、河东村每年都有几个进矿干工的名额，大家就为了这几个名额你争我夺。河西村的大户是田姓，庄姓是外来户，当时，公社和大队掌权的是田家人，所以，每年的招工名额大都被田家人占去了。为了争取做工人的权利，从部队复员的庄群义带着庄姓社员和大队书记田老三恶干了一场，一气之下讲了些出格的话，结果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庄群义挨了批斗，还被押到公社关了半个多月。从公社放出来后，田老三明确地告诉庄群义：“做工人，吃商品粮的梦，你姓庄的就别做了！只要我田某人当一天大队书记，你就得给我下一天的地。既是吃白芋干的命，你就得认。”

庄群义不认命，先是四处告田老三，告不赢，便带着一帮本家兄弟到胜利矿的矸子山上淘炭，这大抵可算是河西村最早、最原始的乡镇个体工业了。那时，河西大队一个壮劳力每天只挣八分钱，而淘炭一天能挣两元多。三人一个炭塘，再不济也能淘出二三百斤炭来卖。仅仅两个冬天，庄群义就在河西村第一个盖了新房。

这又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大队支书田老三一口咬定庄群义是挖社会主义大矿的墙脚，又把庄群义游斗了一回，还开除了庄群义的党籍。其时，农村城市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乡矿之间的经济矛盾还没有暴露，乡矿领导在政治上是高度一致的，两边同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大会批，小会讲，可就是没法把以庄群义为代表的一帮农民弟兄的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下来。你这边才毁了他的老炭塘，那边他又掘出了新的炭塘；矸子山上，你刚赶走这伙人，那伙人又拥上来了。

庄群义和河西村农民弟兄追求富裕生活的意志就那么坚决。

河东村的田大道也是那时候冒出来的。

田大道淘炭时兼带偷炭，可谁都拿他没办法，这人太邪，有一身祖传的武功，据说还有36个结拜弟兄。有一回偷炭，被矿保卫科抓了，放出后只三天，保卫科长就吃了闷棍。后来，田大道用卖炭得来的钱在河东村造了一座土碉堡似的两层小楼，号称“总统府”，落成时门旁公然贴着一副对子，一边是：“一个工，八分钱，不够社员买盒烟”；另一边是：“学大庆，学大寨，哪有淘炭来得快”；横批是：“能富就行”。这在当时就闹过分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抡起了铁拳头，用推土机推倒了田大道的“总统府”，以现行反革命罪将田大道正式逮捕，判刑三年。

公审田大道时，庄群义也在场受教育。庄群义印象最深的是，田大道对啥都蛮不在乎，临要押上公审台了，竟还问公安局的人要烟抽，说是不让他抽口烟他就不上台。公安不但不给他烟抽，还用皮带抽他，他就躺在地上破口大骂。

田大道的被捕判刑，仍然没有遏制住两个村农民弟兄发家致富的热情。大队和矿上抓得一松，矸子山半腰上四处都是炭塘；抓得一紧，农民弟兄又拥到了矿门口和运煤铁道上，扫捡道路上的煤，扒搂运煤的火车。这种对自由经济的热情，也渐渐影响到了胜利矿的工人家属。大约在70年代中期，不少工人家属也上了矸子山，而且还在矿区周围的荒地上开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菜园子。那当儿，曹心立已到胜利矿当了政治部主任。曹心立便在全矿干部职工大会上说：“我们胜利矿是在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河东、河西村的小生产者，蚕食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大矿，也蚕食着我们工人阶级的思想。”

蚕食后来就发展到了集体哄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河西、河东生产大队的农村干部们和胜利矿那些吃商品粮的煤矿干部们不那么一致了。两村的农民弟兄一而再、再而三地到矿内的炭场抢炭，穿着土染尿素口袋布服装的大队支书们却不愿管了。再后来，大队干部们也和落后社员同流合污，带队套着马车到矿上“借炭”，还“借”得理直气壮。田老三就公然说过：“这些炭本来就是我们地下的，我们借点用用理所当然。”

事情就这么奇怪，庄群义们出力流汗淘炭是挖社会主义墙脚，集体哄抢倒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了。从公社到县里，地方干部们都明里暗里护着田老三们，使得田老三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就差没把胜利矿的大井架子扛走了。

对此，庄群义很不以为然，从心里认为这样干太无赖，背地里总把田老三称做活土匪。还讥讽说，与其到矿上抢炭，倒不如拉起基干民兵，端起枪直接去抢银行了。对这类哄抢事件，庄群义一次也没参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