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8/11页）

“这个铺垫工作怎么个做法？做到什么程度？”黄一平问。

“既要出去走一走取取经，也要在本市范围内搞点调研，一边摸底一边吹风。外边成功的样板，包括北京的几个奥运项目、国家歌剧院，省城的经贸大厦，阳江的‘航母城’，都可以看看。市内的预热，可以自下而上、由外而内，先民间后官方。”廖志国几乎不假思索，说明他早有打算。

江大伟和黄一平一边记录，一边郑重点头。

“操作过程中，要把困难和阻力考虑充分一些，尤其要关注容易出问题的那些细节，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稳步推进。记住，这个项目事关重大，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今天我既是给你们交任务，也算是拜托你们二位了！”廖志国说着，还真抱拳作了个揖。

11

廖志国召集谈话的第二天，江大伟就和黄一平碰了头，把任务进行细化与分工。

正如黄一平预料的那样，江大伟当着廖市长的面，说了那么多的恭维话，信誓旦旦保证要克服一切困难，圆满完成任务，可是，屁股一转，他就耍起了滑头。

“一平啊，你也知道我这个秘书长平常杂事多一些，不太容易腾得出多少时间。你是廖市长的贴身秘书，对他的意图吃得最透，就多挑点担子做点具体工作。另外，你现在处在这样的位置，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也好给自己积累点资本嘛。你放心，有廖市长的英明领导，有我做你的坚强后盾，相信你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到位，拿出令廖市长满意的结果。”

江大伟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让黄一平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分工的结果，从拟定调研、宣传方案，到具体考察、吹风、预热的具体实施，所有的实际工作都是由黄一平负责，江大伟的职责则是审核、把关、协调。

对于江大伟的金蝉脱壳之计，黄一平并不感觉多么奇怪。

在秘书行里工作十多年，上自省委省府一级的秘书长，下至农村乡镇、城市街办、工厂企业里的普通文书，黄一平也算是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秘书同道，有的才高八斗、偏重幕后出谋划策，有的办事圆润、侧重于上下左右的协调周旋，既有知识型、智慧型、计谋型的大才，也有交际型、实干型、老实型的平常之辈。江大伟则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马屁型。而且，像他这样纯然依靠逢迎术，且把马屁拍在领导脸上的秘书，在秘书群体里却也不太多见。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个在机关里人人耻笑、不屑甚至唾弃的角色，竟然官途无比顺畅，短短十多年间就从普通科员，一路高升到市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地位仅次于市长、副市长，实际权力则高于那些民主人士、挂职锻炼的副市长。

江大伟出身阳城市区，“文革”结束那年高中毕业，原本是一个街道小厂里的电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自学考试风起云涌，江大伟也是那个庞大阵营里的一员。经过数年苦学，其间多数课程都经历过补考，终于获得一纸电大文凭，算是挤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后来，凭借这张文凭和天生见风使舵的个性，他从厂办、街道办文书到区政府办秘书，一路奔到市府。黄一平刚到市府办时，江大伟是市府办副主任，跟随当时的市长洪大光。后来，洪大光升任市委书记，他又死心塌地追随丁松。洪、丁斗得如此不可开交，江大伟竟然两头都不得罪，这在阳城官场也属绝无仅有了。

对于江大伟的马屁术，机关里曾经流传过很多故事——

当年江大伟在街道小厂当电工时，厂长是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一条腿有些跛。那时厂里条件差，不要说汽车，就是像样的人力三轮车、板车也没有几辆。厂长家住南门，工厂在城西，江大伟家则在市东北角，三点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因为厂里效益和条件都很差，大家工资水平低，厂长家负担又很重，老革命就每天坚持步行上下班。江大伟为了讨好厂长，居然每天提前一个多小时，先从阳城东北角的家里骑车赶到城南，守在厂长家附近，等待对方出来时“碰巧”遇上，然后驮着厂长赶往城西的工厂。晚上下班时，自然又“顺路”先把厂长驮回家，而后再折返。因此，在工厂三年间，包括厂长在内的同事们，一直都以为江大伟家就在城南。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江大伟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已经从工厂调到街办，又好不容易借到城区政府办，临时帮忙参与全省卫生城市创建，做些上传下达跑前忙后的打杂工作。表面上看，这种借用只是临时性质，区政府办也不是什么大机关，可江大伟却看准了这是一次机遇。那时借用的人员很多，时间也仅仅半年左右，江大伟一心考虑如何留下。其时，主管副区长是个从农村调上来的干部，喜欢喝点小酒，且好一口红烧内河小杂鱼佐酒。那时，阳城农村经过多年的农田基本建设，小河小沟大多已经绝迹，寸把长、二指宽的小杂鱼几乎成了出土文物，市场上摊贩出售的大多是池塘里养殖的伪货。可是，那个副区长是个真正的吃家，味觉特别灵敏，是否正宗货色很难蒙混。于是，当其他借用人员把精力集中于本职，忙于卫生城市创建的种种事务，江大伟却另辟蹊径，专注于在阳城广阔的农村寻觅小河小沟，并如愿找到副区长喜爱的正宗小杂鱼。在那个寒冷的冬季里，江大伟无数次奔波于城乡之间的逼仄小道上，一心忙乎副区长的美味杂鱼。最终，卫生城市创建失败，江大伟却成功留在区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