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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式,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
我母亲赶上前,把写得半满的那张纸交给李师长。她说:首长先生,请您过目。
李师长一看见那一行行极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我母亲她们那个时代,一笔好字是复加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本钱。
李师长又转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经没了内容。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的话就是:真看不出,她还是个秀才……
我母亲说:首长先生,信没有写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门子先生。
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罗嗦?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扭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待: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亚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