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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看挂在床脚处的那张卡片。

亚历山大·阿德齐克。

丹尼洛。丹尼尔。

也许这是他中间的那个名字。亚历山大。要不就是他打诳了，以谎言或半谎言来作为预防措施，从一开头一直到几乎最后，他都是在撒谎。

她走回到护士桌前对科雷尔说：

“关于那人有什么资料吗？”

“怎么啦？你认识他？”

“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我查查看有没有。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用急，”若冰说，“你得空了再说。我只是好奇。我得走了，该去看看我的病人了。”

若冰的工作就是一星期与这些病人谈两次话，记下他们的情况，比方说他们的妄想症或抑郁症有无改善啦，吃药后的反应啦，还有他们的亲属、配偶来访后情绪上有无变化啦。她在这一层楼已经工作了有些年头了，最早还是七十年代力主精神病人尽量少离家治疗的看法引进的那会儿了，她认识不少几出几进的病人。她上过一些特殊的课程，好使自己有资格从事精神治疗的工作，不过主要还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有一种兴趣。在那次她没看完《皆大欢喜》、从斯特拉特福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对工作有了感情。某种因素——虽然并非出于她的希望——确实是改变了她的生活。

她把雷依先生放到最后去处理，因为他一般总需要最多的时间。她不总能如他所愿把那么多时间都用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还得看别的病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今天，其他病人因为所服的药很对症，都有所好转，他们一见她就表示抱歉，怪自己给她带来了麻烦。可是雷依先生，他一直认为自己对DNA发现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与承认，正怒气冲冲呢，说是要写信给詹姆斯·沃森⑪ 。他直呼此人为吉姆。

“我上次写给他的那封信，”他说，“我懂的，寄出那样的一封信是不能不留一份底稿的。可是我昨天在我的档案里寻找，你猜怎样？你说。”

“还是你告诉我吧。”若冰说。

“不在了。不在了。给人偷了。”

“也许是放错地方了吧。我来给你找找看。”

“我丝毫也不觉得奇怪。我早就应该放弃的。我是在跟太子党斗，跟他们斗的人有谁会赢？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应该放弃？”

“那得由你来决定呀。只有你才能作出决定嘛。”

他开始又一次地向她复述他的伤心事的具体细节。他不是一个专业科学家，他自己做研究工作，但他肯定是多年来都在跟踪科学发展进程的。他向她提供的情况，包括他用个粗头铅笔费了老大劲儿画出来的草图，无疑都是正确的。只有他受骗的那个部分，故事显得很拙劣也很容易看穿，说不定从电影电视那里得到了不少启发。

不过她一直都爱听他讲故事里的那个部分，他会形容两根螺旋线如何被分开，两股东西如何浮了起来。他表演给她看，用两只那么优美、那么富于表现能力的手。每一股都按照它自己的旨意往规定好的方向成倍地增长。

他也喜欢这个部分，他为此而神采飞扬，以致连眼眶里都涌满了泪水。她总是谢谢他的解释，同时希望他能到此为止，但是他自然是停不下来。

尽管如此，她还是相信他正在一点点地好起来。就在他开始在冤案的盘根错节处清理挖掘时，在把精力集中在失窃的信这一类的事情上时，那就说明没准他正在好起来。

只要稍加鼓励，对他的关怀稍稍侧重一些，他说不定还会爱上她的呢。以前这样的事也曾发生在几个病人的身上。都是结了婚的男人。不过这一点并未能阻止她与他们睡觉，那是在他们出院之后了。到那时，感情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男的是心存感激，她怀着的则是善良愿望，双方心中都生出了一种倒错的怀旧心情。

对于这样的事情她并不感到后悔。她现在极少有需要后悔的事。更不用说为了自己的性生活了，这种事发生得很少，也很隐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很抚慰人的。如此苦心保密说不定根本没有什么必要，瞧瞧别人是怎么对她有固定看法的吧——她现在认识的人都看死了她却也都看错了她，就跟很早以前认识她的人一模一样。

科雷尔递给她一份复印件。

“内容不太多。”她说。

若冰谢过了她，把纸叠起，拿到贮物室去，放进自己的手包。她想单独一人时再看。但是她等不到回家了。她下楼来到静思堂，过去这里是祈祷室。此刻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非常安静。

阿德齐克，亚历山大。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出生于南斯拉夫比捷洛杰维奇。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移民加拿大，成为加拿大公民，关系人为其兄弟丹尼洛·阿德齐克，加拿大公民，亦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出生于比捷洛杰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