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无足轻重（第4/7页）

她听到了男人们的奇妙醉人的剖白、暗示和甜蜜的絮语。她又年轻又漂亮，走在街上总有人盯梢。也有人向她说这种奇怪的话。她的心猛烈地怦怦跳动。在一个公园里，有个人在法国梧桐的浓荫下，强制地吻了她。这是她第一次被吻。这吻像崩雷爆炸，震得她晕头转向，夺走了她的理智。

她在巴黎留了下来。为了使自己成为迷人的巴黎女郎，她把修道院交给她的钱都花光了。

一个月后，她就到大马路上去当神女了。

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用了当时的一座女子修道院的名字。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了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修道院内恰恰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叫让娜。院长便把她叫了来，声色俱厉地问道：

“您知道巴尔扎克先生都写了您些什么吗！他使您蒙受了耻辱！他中伤我们修道院。他是个诽谤者，是个渎神者。您自己看吧！”

姑娘看完小说之后，失声痛哭。

“立刻到巴黎去！”院长厉声说道，“去找巴尔扎克先生，要他照会全法国，承认这是他造谣中伤，诽谤了一个从未去过巴黎的清白姑娘，承认他诬蔑了修道院和我们全体教徒。要他为这种疯狂的罪孽忏悔。您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就别回来。”

让娜到巴黎去了，打听到巴尔扎克的地址，费尽周章，才使巴尔扎克接见了她。

巴尔扎克穿着一件旧睡袍，坐在那儿呼哧呼哧地喘气，活像一头骟猪。由于他不停地抽烟，房间里烟雾腾腾。写字台上堆满了一张张匆匆写就的稿子。

巴尔扎克紧蹙眉头。他没有闲工夫，因为他早已计划好，此生要写出不下五十部长篇小说。不过巴尔扎克的眼睛却敏锐地闪着光，目不转睛地看着让娜。

让娜垂下眼睛，脸涨得绯红，一面暗暗祈求上帝保佑，一面把修道院里发生的事从头至尾告诉了巴尔扎克先生，请巴尔扎克先生给她恢复名誉，她不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出于什么动机要这样平白无故地损害她这个贞节、圣洁的修女的名誉。

巴尔扎克显然不明白这个美丽、娴雅的修女要求他干什么。

“什么损害名誉？”他问道，“凡是我写的，都是神圣的真实。”

让娜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要求，然后轻轻地补充说：

“请您可怜可怜我吧，巴尔扎克先生。要是您不肯帮助我，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巴尔扎克蹦了起来，两眼冒出了怒火。

“什么？！”他吼道，“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是把您发生的事情写清楚了吗！写得一清二楚！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难道您的意思是要我留在巴黎？”让娜问道。

“是的！”巴尔扎克吼道，“真是见鬼！”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当……”

“不是的，见鬼！”巴尔扎尔重又吼道，“我的意思只是要您脱掉这件肥大的黑袍。只是要您像珍珠一般漂亮的年轻身子知道什么叫欢乐，什么叫爱情。只是要您学会欢笑。您走吧，走吧！可别到大街上去当神女。”

巴尔扎克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房门口。

“我不是全都写在那上面了吗，”他说道，“您走吧！让娜，您非常可爱，不过为了您，我少写了三页稿子，而且是什么样的稿子呀！”

让娜没法回到修道院去，因为巴尔扎克先生没有给她洗去耻辱。她留在巴黎了。据说，一年后，有人看到她在一家叫作“银驮包”的大学生小酒馆里，同一群小伙子在一起。她愉快，幸福，美丽。

有多少作家就有多少写作习惯。

上文提到，我在梁赞郊外的那幢宅第中，曾读到过我国著名版画家约尔丹给版画家波扎洛斯京的一束信（这些信我也曾提到过）。

约尔丹在一封信中说，他为了复刻一幅意大利画，花去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中，他每天工作时，都拿着雕版一刻不停地围着桌子转，以致砖地上都磨出了清晰可见的脚印。

“我累坏了，”约尔丹写道，“不过我好歹还可以走动。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却只习惯站在斜面写字台前写作，还不知他有多累呢！果戈理可真是他自己事业的殉道者。”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写作。他说，每一个作家的头脑里都居有一名他私人的批评家。这位批评家往往在早晨最求全责备，而一到夜间就呼呼入睡。因此作家到了夜里就如脱缰之马，无所约束地信手写出许多愚蠢和多余的东西。为此，托尔斯泰举了卢梭和狄更斯作为例证，他们两人都只在早晨写作，托尔斯泰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喜欢在夜间写作的这种习惯，是有碍于他们天才的发挥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痛感写作之苦，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夜间写作，并且还不停地喝茶。这种习惯，说到底，并没有严重地影响他作品的质量。